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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庙产兴学及其对道教影响 　　由小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转型是世界近现代发展的基本趋势。这一转型，中国在明朝末年虽然有过一次艰难、但却是主动的尝试，但由于缺乏的类似于西方自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作为社会变革的铺垫，最终换来的却是明王朝的灭亡与满清的人关。平定中原之后，当清廷沉醉于康乾盛世、纂修《四库全书》的时候，西方各国却在开足马力发展其资本主义文明。两百年的时空转换之后，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文明，伴随着坚船利炮的庇护，把罪恶的鸦片贸易推进到了天朝帝国的大门，就这样，古老的中华民族被迫加人到世界工商业文明的洪流之中。对中华民族而言，这次变革无疑是空前的，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中国人的生产方式，也涉及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更涉及到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意义世界。在这种背景下，晚清政府被迫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庙产兴学”就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环。那么，“庙产兴学”究竟是如何出台的?其实施情况如何?对道教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作一简单的分析。 　　一、“庙产兴学”产生的背景 　　近代中国急剧的社会转型所引发的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意识，在一部分士大夫那里，具体体现为对“变局”认识的逐步深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黄钧宰在《金壶七墨》中就写道：过去人们不知道洋人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英国法国位于何方，如今这些国家齐聚国门，“自西北自东南环伺中国，这真是古今之变局”①。徐继畲也无奈地发出了“天下从此多事矣”的感慨。虽然当时意识到“天下从此多事”的人还是少数，但毕竟敏锐地感受到西方列强及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强烈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发生的皇帝出逃事件，更直接地把这种危机感普及到了普通民众，使得中国人民对社会巨变的体认更为真切，也更为强烈：“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②；“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③此后，随着甲午战争中方的惨败，导致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强烈的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摆在了全体中国人的面前。对这样的危亡境地，康有为形容为：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④的局面。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王朝于1901年被迫与十一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慈禧太后发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无耻保证，表明满清政府已经蜕变成为“洋人的朝廷”，从此，中国正式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重任成为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 　　在这种背景下，晚清社会开始了艰难的先是被迫、后是自觉的改革探索，洋务运动是其典型代表。但鸦片战争的结果表明，具有数千年历史积沉的泱泱大国，在西方几百年发展起来的坚船利炮面前竟是如此地不堪一击!“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伦理，在与西方物质力量的争斗中，只能屈辱地吞下失败的苦果!无奈，“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成了当时中国不二的选择，开厂办学一时遍布大江南北。虽然此后有甲午战争失败，但晚清的改革者们并没有怀疑办学育人的重要性。只不过在他们的脑海中，纯粹的文教事业的重要性，远远没有开矿办厂、兴建慈禧太后的休养场所――颐和园等急迫!所以晚清时期教育经费的缺口十分巨大。在此情况下，张之洞、康有为等为清廷出谋划策，“庙产兴学”政策浮出了水面。 　　二、“庙产兴学”政策的实施 　　1898年3月，洋务运动的主将张之洞写成了传颂一时、且影响深远的《劝学篇》，提出了“兴学振国”的理念。在这篇著作中，他明确推出了“庙产兴学”的主张：“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炽，二氏日微，其热不能久存，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若得儒风振起，中华义安，则二氏亦蒙其保护矣。大率每一县 之寺观什取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⑤其实，当时的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可见，“庙产兴学”在当时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张之洞和康有为的主张相继呈上，光绪皇帝就下了一道诏书：“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地方捐办之义学、社会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以节靡费，而隆教育。”⑥就这样，思想家的主张变成了国家的政策，付诸实施。虽然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短暂停止，但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慈禧太后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达了类似内容的诏书。紧接着，就诱发了各地地方官员借口办学经费不足而提拨庙产的一系列举措，也引发一批地方劣绅恶痞从中渔侵的恶果。就是在进人民国以后，“庙产兴学”的政策仍然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如北伐时期破除迷信运动中的“迷信捐”、“经忏捐”等，都可以说是庙产兴学的遗续。1928年，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