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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包容性治理功用及其发挥条件探讨 　　[摘要]在世界各地日渐兴起、国内却尚未被广为认知的社会企业，是一种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并按企业化模式运营的新型非营利性组织形式。世界各地的大量实践显示，社会企业具有与传统社会三大部门截然不同、但可与之互补互动的包容性发展与社会治理功用。中国迫切需要加快社会企业规范有序发展，并充分发挥其包容性治理功能。针对当前实际，须在厘清社会企业理论要义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与做法，从理念更新、政策建设、资金支持、人才培养、措施支撑，以及鼓励其它主体投资或转型为社会企业等多个方向进行政策努力。 　　[关键词]社会企业；包客性发展；社会治理；社会服务；公共政策 　　[中图分类号]C916/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5）03-0066-05 　　一、社会企业：社会治理的新力量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快速经济发展，中国已经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也因此得到巨大提升。但是，不断崛起的中国却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安，进而使得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与形势日趋严峻；同时，多年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累积和忽视的一些社会问题也凸显起来。 　　放眼世界，日渐兴起的社会企业（Social Business）正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创立的新型社会组织形式，它不同于传统非营利组织（NPO）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普通企业（PMB），而是兼具二者部分特征，如前者的非营利性和后者的运营模式。它与传统NPO的根本区别在于其主要收入来源于自主运营的持续性收入，而不是难以持续的外部捐赠或资助。它与PMB的根本不同在于其主要目标是社会使命，而非经济利润；而且社会企业具有非营利性，其盈余主要用于事业发展。世界范围的广泛实践表明，追求社会价值的社会企业，解决的社会问题遍及贫困、失业、社会治安、医疗卫生（包括吸毒与艾滋病）、教育培训、弱势群体关怀（残障人士、老人和流动人口等）、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及城镇规划与重建等诸多方面。 　　究其根源，全球性社会问题不断增多、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三大部门-PMB、政府和传统NPO未能给予充分有效解决，是社会企业兴起的重要动因。实质上，社会企业不断兴起还是对传统社会三大部门治理失灵的有益补充。反观中国，作为社会问题创新型解决方式的社会企业，不仅引入中国比较晚，民众尚未广泛认知和接受，而且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步履维艰，因而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充分认识其独特功能与本质特征，尤其是其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与社会治理功能，毕竟，社会企业是扶贫济困的新方式、就业吸纳与创造的新途径、技能提升和个人价值实现的新平台、社会服务供给的新模式。 　　因此，中国应该顺应包容性发展的世界客观趋势，针对现实状况，借鉴国际经验，研究制定相关法规政策，规范和支持社会企业加快发展，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进而拓宽解决社会问题的视野与渠道，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协调高效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铺垫社会基础。鉴于此，本文接下来将首先通过典型案例形式，阐释社会企业的包容性发展与社会治理功能；然后，通过与传统社会三大部门比较，剖析社会企业的理论要义与本质特征；最后，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中国加快社会企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政策努力方向。 　　二、社会企业的包容性治理功能：基于案例的归纳 　　包容性发展，作为一种新型发展理念与战略模式，强调发展主体上的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发展内容上的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发展过程中的机会均等、公平公正，以及发展成果分配中的利益充分共享。[1]与此类似，社会治理倡导发挥各类主体在社会领域中的分类协同发展与共同治理作用。作为一种新型社会组织形式，社会企业正是应社会问题而生，并通过企业化运营来解决社会问题，因而是实现社会创新的新企业模式[2]，具有明显的促进社会发展与治理变革功能。以下通过选举一些典型案例形式来阐释社会企业的几方面包容性治理功能： 　　1.扶贫济困。这方面的典型案例莫过于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经济学教授尤努斯（Muhammad Yunus）创立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孟加拉语意为乡村银行）。它面向穷人（97%是女性）提供无抵押的“小额信贷”（micro-credit），使孟加拉国几乎遍及每个村庄的800多万穷人受益，为人类的扶贫济困难题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不仅如此，它还打破了主流金融理论的教条，并创下了世界奇迹。比如，它不仅主要贷款给最贫穷的人，而且比有抵押担保的借款人还款率还要好，一直保持在98%左右较高水平；虽然贷款利率略高于商业银行，但能盈利并持续发展，且自1995年起已能够自立，不依赖外来资助；特别地，它还贷款给乞丐，让他们在挨家挨户乞讨的同时，从事玩具、家庭用品等商品推销，并在项目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