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价值在于社会创新.docVIP

社会企业价值在于社会创新 　　社会企业面对的真正挑战，来自于盈利模式与投资信心 　　投资的关注点，总是按照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社会创新三个次序循环前进，每一轮技术创新后，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技术应用周期内，依次引发商业创新、社会创新。互联网领域已经处于商业创新到社会创新的阶段，并最终进入社会创新为主的时代，直到下一次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到来。 　　有趣的是，国内最敏锐的商人看到社会创新已经成为投资热点，这与公益人看到的殊途同归。比如：徐永光老师一直在不遗余力推动社会企业投资，中国扶贫基金会旗下的扶贫贷款公司被称为中国的“格莱珉银行”，金锦萍老师则在不断试图通过立法的方式保护第三部门的经营权，而我本人则在试图打造一个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的社会治理工具―涓涓互助。 　　这些看起来眼花缭乱的概念与事业，是怎样殊途同归的呢？对于很多初次接触社会创新、社会企业的人来说，上面几句话中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在市场上找到几十本解读的专著，当然，最超前的内容还没有来得及出版，还只在少数开拓者的小圈子里流转。然而，要看透这些纷杂的概念，其实并不难。 　　如果套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我们只需要用一句话就可以归纳解读上述的所有现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没错，事实上，人类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如果大而化之的话，截至目前也只发生了三次大的升级，分别是农业时代（大规模种植的开始）、工业时代，以及今天的信息时代。 　　信息技术创新即将造就 　　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型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前两次技术创新，造就了怎样的商业创新与社会创新。 　　在农业时代，大规模种植的开始，导致了人类性别分化、职业分化与公有制、奴隶制的出现，随着农业帝国的诞生，大农业可以有效提升恶劣环境下农业民族的抗风险能力，降低农业的弱质性造成的种族基因传承风险。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技术创新的时代，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商业创新，而是发生了海量的权力模型变更：神权、君权、父权、族权高于一切。 　　在工业时代，则催生了金融调控、二级市场、劳动力市场、民主政治、私有制这五个贯穿工业时代的特色产物。事实上，如果抛开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二级市场这三个市场的细微变革，我们可以看到，在工业革命期间，技术创新几乎直接导致了社会创新。所谓的商业模式创新，只是商人捕捉到的，在社会创新的进程中稍纵即逝的社会需求解决方式的流转空间。而这个时期最核心的社会要素是：商业模式已经成为经济基础设施。 　　一个人一天劳动2小时或20小时就可以提供养活自己的能量，会导致个体需求、生产方式、资源分配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技术创新到社会创新的根源。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科技的发展，一定会引发社会需求、社会供给以及经济决策模式的变革。帝国时代则对政治影响更大，资本主义时代则对商业影响更大。而在今天的中国，正在尝试快速完成“三级跳”的中国经济，既要解决“国退民进”带来的短期不公与经营者断奶，又要应付信息革命引发的“需求驱动”的公众诉求，无论“服务型政府”还是“供给端改革”，以及“互联网+”，都是这个时期正确而有效的选择。那些因法律、信仰、舆论不健全带来的负能量，可以暂时忽略。 　　换句话说，技术创新及其后续的影响中，科学家看到数学与物质之美，工程师看到效率与成本的优化，政治家看到公平与效率的配比波动，军事家看到掠夺与被掠夺的新定义，劳动力看到更高的收入与福利，哲学家看到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更深刻认知，乐观者看到了进步与优化，而悲观者看到了欺骗与毁灭。 　　这样说，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依然不容易懂。因为很遗憾，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局限了其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以下部分只能借用《公益原理》的理论进行更简明易懂的解读。 　　《公益原理》揭示出人类社会创新的真相，就是人类的资源模型目前有三种，分别可称为暴力模型、商业模型、公益模型。暴力模型的核心是权力，权力的定义是公众对满足社会需求者的授权；商业模型的核心是利润，利润的定义是市场对满足社会需求者的奖励；公益模型的核心是共识，公益行为的定义是公众达成社会需求共识并直接满足的行为。 　　三种经济模型（理想管理模式下）按照暴力、商业、公益的排序，依次效率降低、公平提升。因此，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人类逐渐从生物学意义上的“R型生物”进化为“S型生物”（注：R型生物指繁殖率高、存活率低的物种，如苍蝇、兔子；S型生物指繁殖率低、存活率高的物种，如狮子、大象），生育率降低、个体诉求被放大，此时，人类社会规则中，优胜劣汰的意愿被尊重个体的意愿逐渐替代，人类社会从“丛林法则”逐渐过渡到“菜园法则”，不仅人类自身，包括身边的自然生态，也被人类当作自己菜园中的资源而纳入“可持续”范畴。当公益模型逐渐占据社会GDP比例的第一位时，我们就可以认为，社会进入了公益经济时代。 　　我们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