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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现象规范化探讨 　　[摘 要]群体化现象在传统社会中真实存在，而在网络时代，群体化现象更是广泛存在且具有新的特点。本文从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特点入手，分析其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规范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现象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群体极化现象；网络；制度化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0.138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0-0-02 　　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全世界带入了一个网络化的新时代。随着网络的全面覆盖，新媒体犹如异军突起，以其便捷快速的特点全面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影响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政府的管理信息和公共政策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多种方式“齐头并进”的向广大公众传播并在第一时间执行。网络工具不仅提升了政府绩效，还增进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交流和感情，网络已涉足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舆论影响日渐增强。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官网，出现“我向总理说句话”“意见征集”等专项栏目，在两会召开之际有更多的网络交流通道。网络舆论的沸腾体现了公众对国家命运和未来发展的关心，有效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然而，网络舆论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没有有效引导和规范的网络舆论有可能引发规模庞大的恐慌乃至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因此，必需不断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工作以适应网络媒体的蓬勃发展。 　　1 群体极化现象 　　196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Stoner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了“群体极化”现象。Stoner发现在群体决策情境中存在风险转移（Risky shift）现象，个体的意见或决定，往往会因为群体间彼此相互讨论的影响，而产生群体一致性的结果，并且这些结果通常比个体的先前个别意见或决定更具冒险性。后来，学者们发现在这种群体决策情境中不仅会出现更具冒险性的结果，还会出现特别保守的结果，也就是说，团队成员一开始即有某种偏向，在商议之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会出现两种极端的结果。因此，后来的学者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群体极化”。在此概念基础之上，2003年，Cass Sunstein率先提出了网民在网络行为中也存在着类似原理的“群体激化（Group Polarization）”现象。他还发现，在网络行为中，人们的行为不仅会出现两种极端结果，甚至还会出现原本不存在的情况被“激化”为所谓的事实，这就更增强了人们的观念的极端化。 　　不可否认，网络舆情群体极化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有利于促进相关政策问题的建构。政策问题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是行政组织决策的首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只有问题界定清晰才能确定政策目标。如何在诸多社会问题中挑选合适的问题进入政府决策议程需要通过多种途径，主要包括外力型的和内生型两种。现代社会，在外力影响下进入政策议程的政策问题即外生型占据较高比重，特别是在网络时代，公民越来越意识到通过网络可以就相关社会问题自由表达意见，就切身利益问题勇敢地全方位发声，并且这种发声还能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已有的精英垄断的传统型话语体系逐渐被肢解，如果有利于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的积极向上的观点得到极化，并且能够反映到现实社会中，形成多数人受益的效果，这无疑是有益的，是具有正面的积极影响的。 　　然而，网络时代给舆情群体极化带来的不只是令人愉快的结果，还有众多弊端，过于同质化的极端的舆论更可能会造成负面的、破坏性的影响，特别是当特殊事件爆发后不真实的或被误导的宣传信息得到广泛传播，则会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因为公众的情绪在事件爆发后处于一种愤慨与非理性状态，“着火点”非常低，一旦接触到这些信息，就会出于情绪表达的需要将信息传播出去，产生社会表现出怀疑、失望、愤怒等不良心理，从而威胁社会的稳定和进步。 　　我国正处于全面奔向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和新媒体影响力的扩大，人们对权力的维护意识更加强烈。一旦有关于行政系统公职人员的行为触犯普通民众的事件发生并被有关人员在网络上传播，就非常容易演变为政府与公民的对立，公民容易将其定位为政府权力的滥用，让政府部门陷入被动，激化社会矛盾，网络舆情愈加激烈。而这种讨论往往暗含着非理性、随意性与感性化烙印的网络民意。比如，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后，网络上疯传“中美街头绑架儿童实验”，通过实验对比说明中国人的冷漠，中国教育的失败。而事实上，冷静下来，细心的阅读者会发现，中国街头的实验，与其说是实验，倒不如说是一种恶作剧。这样的对比是别有用心，发布者利用人们情绪的“着火点”很低这一公众普遍状态，通过对比刺激群众神经，让人们相信“中国人的冷漠”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一个非常极端化的观念，却被人们深信不疑，这就是网络舆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