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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交错当代中国价值信仰建设本源维度 　　摘要：为研究当代中国价值信仰建设问题，从现代性的“时”与“空”、中国崛起的“理”与“势”、中华文化的“里”与“面”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认为，当代中国价值信仰建设无法回避“古今中外”4个字，其中蕴含个人与民族国家、道德与知识等现代想象，以及其对于世俗生活的影响等，它们相互遮蔽和映射，构成了一个冲撞的巨大镜像，冲撞本身具有的“纵横交错”结构，是理解当代中国价值信仰建设的本源维度。 　　关键词：中国崛起；现代性；中国精神；纵横交错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16 　　[GK-2！-2] 　　环球同此凉热，但民族国家俱在，这是今天我们讨论价值信仰或文化诸问题的历史性前提。中西之异、古今之别、体用之辨等仍然是焦点，并因此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观念或主张。现在看来，无论是张之洞等人的“中体西用”、严复的“中西各有体用”，还是梁濑溟的“文化三路向”、冯友兰的“文化类型”，抑或是牟宗三的“返本开新”、李泽厚的“西体中用”等，虽然各自有着其自身的理论限度，但是都坚持了关联和融通视域，其历史意义仍然值我们高度重视。本文承此视域，通过对现代性的“时”与“空”、中国崛起的“理”与“势”、中华文化的“里”与“面”这3组冲撞的具体展示，论证并强调，当代中国价值信仰建设需要一种“纵横交错”的“本源维度”。 　　一、现代性的“时”与“空” 　　1982年9月10日，哥伦比亚大学举行赠予冯友兰文学博士学位的仪式，冯友兰发表了一篇答词，申明自己生活在不同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关注的中心问题一直是“古今中西”的问题，但思想发展却可以区分出3个阶段。第一阶段重视地理区域，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别是“东方”与“西方”的差别。第二阶段强调历史时代，含蓄地指明东西文化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中古”与“近代”的差别。第三阶段用社会类型解说历史时代，认识到“中古”和“近代”的差别实际上就是社会类型的差别，西方国家比东方国家早一步进行了产业革命。这实际上是在说，东西文化问题不是一个东西的问题，而是一个古今的问题，一般人所谓的“中”“西”之别其实不过是“古”“今”之异罢了[1]。 　　冯友兰认为，在同一个社会类型之“横”中，一切都折衷得恰到好处，体用形塑固化而为不可分者，“有什么体就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就可以知道它有什么体”。这便是“理在事中”“共相寓于殊相之中”，或者说“生产力等经济基础是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设是用”的确定义[1]。站在这个立场，体用本来是合在一起的，只是人们的思维对它们加以分析，才显出了它们的分别和对立。后者是一个认识问题，而不是存在??题。就“存在”而言，不可以“体用两橛”，冯友兰不但认为“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等是思想混乱的表现，就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不赞成，这是“从横的方面看历史”[1]。 　　然而冯友兰又特别注意到社会类型的变革问题：在社会急剧变革之“纵”中，什么可变什么不可变，什么可“教”什么可“化”？冯友兰认为，可变的东西才有现代化或不现代化的问题，不可变的则没有这个问题。知识、技术、工业等知识层面的东西可变，可教，能加速进行；基本道德这一方面则不可变，不可求速而唯有慢慢地进行。因此中国的进步，组织社会的道德是本有的，“继往”便可；知识、技术、工业方面则需全速添加，是“开来”。在此，如果把基本道德理解为“体”，那么“继往不开来”就是“文化本位”，“继往开来”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如果把包含知识、技术、工业等的世俗生活理解为“体”，则“开来继往”为“西体中用”。另外冯友兰也看到，胡适在主张“全盘西化”的同时还强调文化自有其“惰性”，如果以“惰性”为不可变者而以“全盘西化”为可变者，那么胡适的全盘西化论也是可以接受的，他实际上不过是说，国人只管“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结果自然会“折衷”，这是“从纵的方面看历史”[1]。 　　照此说来，冯友兰以古今释中西的观点并非只是个人的，而是反映了现代新儒家的共识。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熊十力的体用论、牟宗三良知坎陷论等，甚至胡适的全盘西化说、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等，都同冯友兰一样相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要做“亘古亘今，亦新亦旧”[1]的事业。这一共识，现在被用来表达为：中国崛起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根基，中国现代化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条件，儒学复兴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成功[2]。 　　基于此，我们说现代性的“时”与“空”。 　　现代性之“时”是指，当社会类型发生变革之时，中华民族或中国的“存在”正在急速生成和发展，这时乡下人要学城里人，落后的中国要补课，西化就是现代化。这是现代性之“纵”，可以用时间来解释空间，把中西地域上的差别理解为同一时间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