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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化能力提升是可持续绿色增长途径 　　在全球性经济疲软、生态危机、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日趋严峻的今天，经济增长与资源约束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如何在“保增长”的同时，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均衡发展、加快实现绿色增长和长期繁荣，已经成为后金融危机与后京东时代世界各国转变增长方式、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战略取向和关键发展路径。 　　对中国而言，绿色增长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我国资源依赖型增长方式的持续，虽然成就了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但也于2008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CO2排放国，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占GDP总量高达10%，为中国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实现快速增长形成挑战，也构成了中国经济实现包容、可持续增长的巨大障碍。同时，中国已步入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发展处于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在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实现社会公平和谐、破除生态环境制约、应对国际气候谈判压力，成为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议题。 　　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相比，绿色增长是一种追求经济增长和发展，同时又防止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不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的增长方式。更重要的是，“绿色增长”不仅局限于理念或构想，而是兼顾理论与实践、强调可操作和实践性、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的关键路径和政策框架。因此，迅速实现可持续绿色增长即成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作为政治经济大国应负的责任。本文提出：绿色化能力的提升，则是我国实现绿色增长和实现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径。 　　绿色化与绿色增长 　　绿色化 　　为了应对国内外双重挑战、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2015年3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个新概念“绿色化”的表达，并将其纳入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并重的国家战略。就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全面纳入生态文明的要求，使这些对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域都向着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方向进行优化和转变，最终实现改善环境质量、增进人民福祉的目标。“绿色化”的提出就是把生态文明摆到了非常的???置，不仅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发展方式的“绿色化”，而且要使之成为高级别“价值取向”。其阶段性目标，就是通 “推动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加快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利用、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也就是朝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进发。 　　“绿色化”既是一种资源节约的生活方式和资源高效利用的价值取向，同时又强调节能减排、环境治理，提高群众的绿色福利、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又好又快”的增长模式： 　　首先，绿色化是一种生产方式――“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有着“经济绿色化”的内涵，通过带动“绿色产业”的大力发展，“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 　　其次，绿色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促进“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力戒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 　　最后，绿色化是一种价值取向――要把“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 　　绿色增长 　　“绿色增长”的概念在2001年由Murgai明确提出后在全球迅速传播。2005年联合国亚太经济合作与发展（ESCAP）会议将“绿色增长”看作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战略，并认为绿色增长是“为推动低碳、惠及社会所有成员的发展而采取的环境可持续的经济过程”。2012年“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在经济范式改革基础上推进绿色增长”这一新理念的提出，再次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绿色浪潮。 　　2011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3月7-8日）的秘书长报告中提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尝试按绿色经济思路以更全面的方式重新制定其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包括“低碳绿色增长战略”。OECD根据基于各国实践，提出了绿色增长的关键经验，并提出绿色增长战略之所以能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其原因之一是绿色增长战略能防止增长轨迹因经济活动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冲突关系而下降。 　　2012年OECD里约+20会议的《为我们期望的未来实现包容性绿色增长》再次将绿色增长提到关键战略的高度，其目录包括了：秘书长致辞继续呼吁行动刻不容缓、何谓绿色增长？它如何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成功的绿色增长战略要素、将绿色增长纳入政府政策、为实现绿色增长开展国际合作、衡量福祉和迈向绿色增长取得的进展转型部门。 　　2.3 绿色化与绿色增长关系 　　在正式提出“绿色化”与“绿色增长”理念和行动之前，中国已经在宏观层面上进行了“绿色化”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积累，“绿色化”逐渐上升为国家意志―― 　　1999年，联合国环境教育试点，对海南省、四个典型开发区（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