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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官员问责在我国现代政府建设中作用 　　摘要: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官员问责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责任型政府建设的“加速剂”,是法治型政府建设的“制衡阀”,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保障器”。 　　关键词:官员问责;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 　　作者简介:李丽红(1976-),女,湖南益阳人,广州大学社科部,讲师,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与研究;王敏(1964-),女,湖南湘潭人,广州大学社科部,副教授,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广东 广州 51006) 　　 　　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是我国关于现代政府建设指导性文件,明确提出要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2009年中央颁布实施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是促进我国现代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本文结合近年来的一些实践案例,试对官员问责在我国现代政府建设中的作用做一分析和探讨。 　　一、官员问责是责任型政府建设的“加速剂” 　　政府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的公意是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对人民负责必然是其份内之职。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庄严承诺,“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监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1]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要求政府必须迅速、有效地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满足。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责任政府建设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但近几年重特大责任事故时有发生的情况表明,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步伐必须加快,责任政府建设的水平必须不断提高。加强官员问责,正是加速责任型政府建设,不断回应、满足人民群众期待和要求的重要举措。 　　1.官员问责能进一步强化各级官员的责任意识 　　作为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政府行为的具体执行者,政府公务员的责任意识如何,直接关系到责任型政府建设能否成功。《暂行规定》的第一条,开宗明义地将“增强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2]作为制定的依据和目标。虽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对人民负责,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每一个中共党员和政府公务员的根本要求,但由于长期受“官本位”等封建思想的影响,少数官员的思想仍然是官主民仆、官尊民贱、官贤民愚,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所在,没有把手中的权力真正用于维护、发展、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官员问责,就是用直接威胁官员职位的办法,让那些没有尽职尽责、违法违纪的官员承担相应的责任,使其有过错就追究、有责任就承担,从而进一步强化公务员的责任意识,促使官员改变错误的权力定位,使官员对授权给他的民众及民意负责,特别是对民众的意见及时回应和交待,使他们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负责。 　　2008年6月贵州瓮安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当地政府、公安政法机关忘记了执政为民、执法为民的根本责任。因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革改制等所带来的各种矛盾,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化解;他们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维持社会治安上,对当地黑恶势力打击不力,人民群众没有安全感。没有认真履行人民赋予的权力本就应该受到责任追究,更不用说因不认真履职导致发生影响很大的事件。贵州省委对原县委书记王勤、原县长王海平、原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和原公安局局长申贵荣等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也是非常必然的。通过科学的官员问责,有利于强化责任政治,加快责任型政府建设的步伐。 　　2.官员问责能进一步提升各级官员履行科学发展责任的能力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政府的责任主要体现为发展性责任和惩罚性责任。所谓发展性责任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所承担的积极的、主动的责任,具体是指促进管理工作顺利进行,推动事业继续发展的责任。[3]当前,就是要认真履行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职能,促进职责范围内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责任。 　　实际上,抛开思想政治觉悟和党性不说,大多数官员光从自身前途考量,为了获取政绩,都会积极为一个地方的发展作出努力,区别仅在于有的官员能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做到以人为本,注意统筹协调,而有的官员“鼠目寸光”,只顾眼前利益,无暇顾及更长远的、更多数人的利益。当领导干部疏于管理,或是滥用职权,或是不能引领一个地方科学发展,造成国家资源财产浪费,百姓付出生命代价时,就必须进行官员问责。这种问责,让领导干部“下台”的因素主要不是由于上级的好恶,而是由于失察、业绩不佳、科学发展不力等引发了公众的不满。通过官员问责,强力冲击传统“官本位”的错误思想,极大限度地压缩“太平官”、“逍遥官”、“享乐官”和“形象工程官”、“政绩工程官”的生存空间,督促各级官员认真履行人民、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