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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及其启示 　　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是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发生后，在公共外交基础上建立的新型宣传理念。自21世纪初期开始，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调集多方资源，力图借用“战略传播”这一企业界广泛使用的概念，来整合政府多个部门分别开展的对内、对外宣传活动。2010年3月和2012年3月，奥巴马总统两次向国会提交《国家战略传播构架》，系统地阐述了美国国家战略传播的性质、目标和实施体系。以此为标志，美国传播体系的战略构想日渐清晰，国家战略传播运作日趋成熟。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就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安全、舆论引导工作、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作出重要指示。学习借鉴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建设的理念和实践，积极构建中国的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对于做好上述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形成 　　“9?11”事件引发美国社会各界深刻反思。许多专家事后总结，除对外政策不得人心外，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不力也是造成美国国家形象下滑和一些地区民众对美国仇恨加剧的重要原因。为了更好地向世界解释美国，消除国家形象危机，许多军事战略家开始研究新的传播模式。 　　2001年10月，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发布了题为《可控的信息传播》的专题报告，引入“战略传播”一词，提出美国需要一个持续的、整合的能力，去理解、告知并影响全球民众。此后，战略传播在美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迅速提升。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各兵种司令部、战区司令部纷纷成立战略传播指挥机构，颁布了一系列手册、指南，规定了战略传播的使命、目标、作业流程和作业要点。[1] 　　美国国防部对战略传播的定义是：“美国政府集中努力来理解并接触关键受众，通过国家权力机构各部门协调一致的项目、计划、主题、信息、产品和行动，来创造、强化或维持有利于美国利益、政策和目标的环境。”[2] 　　在军方的推动下，2010年3月，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了《国家战略传播构架》报告，以“战略传播”这一概念统称包括公共外交在内的所有对内、对外宣传活动。这也是美国总统首次系统地阐述国家战略传播的性质、目标和实施体系。 　　《国家战略传播构架》指出，战略传播主要包括两层含义：（1）协同一致的言行以及它们将如何被特定受众感知；（2）针对特定受众精心设计的传播和接触计划及行动，包括那些通过公共事务、公共外交和专业的信息操作来实施的项目及行动。战略传播应达到如下目标：（1）使国外受众认可其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相互利益；（2）使国外受众相信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3）使国外受众将美国视为应对全球挑战的令人尊敬的伙伴。[3] 　　2012年3月，奥巴马又应要求向国会提交了《国家战略传播构架》修订版，对2010年报告进行了完善，总结了过去2年里政府在战略传播方面所做的跨部门努力，强调要继续把战略传播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以《国家战略传播构架》报告为标志，美国政府主导的国家宣传体制进入了一个成熟的、更加具有联动运作能力的发展阶段。 　　二、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 　　根据《国家战略传播构架》，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系统构成（也即主要战略传播工具），大致如图1所示： 　　其中，“公共外交”和“国际广播”是美国政府直接掌控的公开对外宣传活动，分别由国务院和广播理事会负责。“公共事务”指的是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主导的面向国内受众的舆论引导。“信息/心理运作”则是心理战的替代词，是由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主导的、面向国内外进行的隐蔽的传播活动。所有这些传播活动的根本目的，都是通过信息操控而实现对国内外受众在特定战略事务上的认知操控（perception management）。 　　美国国家战略传播的运行机制，是总统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下的庞大跨部门体系，是美国外交、军方和情报机构的联动机制。可通过图2予以简要表述： 　　在这一构架中，全部的战略传播活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统领，并直接向总统负责。在国安会内部，副国家安全顾问是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具体负责人，由其负责国家战略传播的规划和全面实施，并协调其它各部门的相关传播活动。[4] 　　2012年发布的《国家战略传播构架》修订版，在组织结构、角色职责方面作了进一步完善，主要包括：2010年9月，美国政府在国务院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局设立战略反恐传播中心（CSCC），致力于协调政府各部门以反对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为目标的对外传播活动；国务院下设六名负责公共外交的副助理国务卿，负责监督战略、资源分配和各自领域内所有战略传播活动的跨部门协调；在国务院公共事务局设置负责国际媒体接触的副助理国务卿职位和办公室，协调面向国外的媒体职能部门，监管国外媒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