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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学中二元对立中国形象研究 　　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从而带来了文学作品中对于中国形象刻画的改变；相应地，部分文学作品对中国形象的描述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在塑造中国形象时，西方始终将中国与西方社会对立起来，为了满足自己的意识形态需要而构建“他者”。本文将从19、20世纪不同的时期探讨美国文学作品中二元对立的中国形象塑造。 　　美国著名的学者哈罗德?伊罗生采用社会学的一些系统化手段，阐释了在170年的美中交往历史期间，占主导地位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转变及成因，他的研究为后来的中国形象的二元对立研究奠定了基础。不同时期的中国形象对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是起着决定作用的，而文学作品对于塑造中国人形象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因此研究美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具有文学与社会学价值。 　　不同时期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250年前后，《马可?波罗游记》等传奇著作也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这种误读。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在解读中国时并没有真正地去研究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在研究的时候“将东方与西方对立起来”的思想已经先入为主，很难客观地去研究中国形象，因此，中国并非如此神秘而遥远，而是西方特定的文化心理的期待。 　　20世纪50年代，哈罗德试图为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做出一个可信的编年史，他将这段历史～～从18世纪开始，主要是20世纪～～分为6个阶段：崇敬时期（18世纪）、蔑视时期（1840-1905年）、仁慈时期（1905～1937年）、钦佩时期（1937～1944年）、幻灭时期（1944～1949年）、敌视时期（1949――）。 　　学者一般都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从崇敬时期过渡到蔑视时期的转折点，文学作品中的傅满洲形象是“黄祸”的最突出代表：陈查理则是美国文学的中国形象塑造上的一个扭转，即由邪恶、否定的形象转向善良的同情形象，标志着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进入仁慈期；20世纪30年代，以《大地》的出版为标志，美国文学作品将中国描述成和平文明的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主要是钦佩；20世纪40年代，随着新中国成立，美国的理想幻灭，“红祸”开始在美国蔓延，美国文学作品中又开始出现诋毁中国的现象；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因此文学作品中也出现大肆丑化、诋毁中国形象的现象。 　　美国文学作品中中国的正面形象 　　在18世纪，由于中国商品的传人和自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关于中国的文字叙述，比如《马可波罗行纪》中关于中国精致、优美、富庶的描述，使得当时中国以古老、文明、智慧的形象出现在美国民众的印象之中。此后也有几个时期中国是以正面形象出现在美国文学作品中的，然而这种短暂的“好感”也是带着政治偏见的。 　　在20世纪初到二战前的一段时期，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及蒋介石当时的亲美政策，美国的政治政策上开始向中国倾斜，因此出现了短暂的三十年的仁慈时期。此时美国的文学作品中关于中国的最具代表性的特点就是“陈查理”的出现。陈查理是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于20世纪20年代创造的，属于侦探小说。陈查理是一个华人侦探、警察，抓捕的对象是白人罪犯。陈查理用东方的智慧、谦逊、耐心、忠诚和勤奋，赢得了白人的认可、信任与尊重。“比格斯滤掉了陈查理身上的男子汉气概，将他孩童化、女性化，目的是塑造一个没有任何威胁的华人形象。”陈查理在美国的中国形象塑造上是一个转折，即由邪恶、否定性的形象转向善良的同情性形象，他成为美国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正派华人形象。 　　二战期间，西方和美国倾向于与中国结盟，以共同对付来自日本的威胁。“恩抚主义”（paternalism）的盛行又使得他们陷入自以为是的责任感之中，因此他们自己看成了救世主，随之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扭转至正面。随着赛珍珠（Pearl S.Buck）《大地》（The Earth，1931）的出版，中国一时间被塑造成为“纯朴、智慧的传统社会，或者反法西斯战争中‘崛起的英雄’，一个英明的领袖、勇敢的人民并且和平文明的国家”。[2]《大地》中塑造的?朴，质朴和勤劳的中国农民形象与美国民众当时辛勤工作以摆脱经济萧条的心态产生了共鸣，因此此时中国的形象在美国民众心目中达到了最完美的状态。 　　除了《大地》，罗默后期付满洲作品也逐渐将傅满洲塑造成为了能力强大、值得人钦佩的形象。雷斯?查灵?丝彤（Grace Zaring Stone）的作品《阎将军的苦荼》（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1930）中塑造的中国国民党将领阎将军突破了付满洲与陈查理的刻板印象，他举止优雅又充满了男性气概。赛珍珠在《群芳亭》（The Pavilion of Women，1946）中塑造的吴太太也突破了传统的中国女性三从四德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