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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视野下六朝都城研究 　　六朝都城制度在我国古都建制史上起到过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且它又是南北文化在特定时期的一种交流和结合。因此，六朝都城研究在我国古都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较长时期以来，六朝都城研究相对比较落后和薄弱，尤其是六朝都城考古开展得较为迟缓和滞后，在城市大规模建设中，坐失了许多难得的机遇。而这一状况在近些年中有了较大的改观，南京的考古学者以极大的热情和历史的使命感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之中，抢救了许多重要的文物遗迹，获取了大量的信息资料，为六朝都城研究提供了新的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在此条件之下，已分别有多位学者的专著问世，六朝都城研究开始呈现出一个繁荣的新气象。而其中，贺云翱著述的《六朝瓦当和六朝都城》一书尤为引人注目，它以其视角新、观点新、方法新的“三新”特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 六朝都城的江南特色 　　 　　建国以前对六朝都城的研究当以朱?南壬?在1936年著印的《金陵古迹图考》为代表，书中所绘《六朝都城及宫城位置图》将都城平面定格为长方形。这种把六朝都城推定为方整格局的影响较大，在现代不少学者的著作里也都见有大致与之相近的表述，这似乎已成为六朝都城形制的一种认识上的定势。 　　而贺云翱对此则提出新的观点，认为六朝都城一方面继承了中原都城文化的若干内容，但同时自身也具有某些浓郁的江南特色。他对此作了深入的诠释：“六朝立国江南，在都城规制上深受江南自然环境和筑城传统的制约，其特征就是重视山水资源的利用”。“目的是把山水优势作为城市重要的防御要素纳入到城市结构之中，在平面布局上不求类同于中原都城的方整规范”。具体来说，“其都城格局受到东面的青溪、西面的运渎、北面和西北面的潮沟、南面的秦淮河以及北部的北湖（一称后湖、玄武湖）等人工及自然河流湖泊的深刻影响。实际上，从东吴的建业到东晋、南朝的建康，都城的中心区从未离开过由这几条河湖围合的空间。换句话说，这些河湖本身就构成了六朝都城的军事屏障，同时又是水上交通要道和城市的给排水设施，具有多方面的资源价值”。从贺云翱绘制的六朝都城平面示意图中，可以看到都城平面略呈北宽、南窄的不等称形，它与中原都城传统的方整格局有着明显的差异。 　　该书作者关于六朝都城周垣走势的确认，主要是依据测绘勘察专家提供的南京地下古河道钻探资料，再结合六朝史料的记载，而对六朝都城周边的河流作了具体准确的定位，这使得六朝都城格局的推理更加具有可信度。作者进而认为，“在都城竹篱城垣的一线很可能还有堆土的辅助。”其堆土，即是孙吴于赤乌元年（238年）前后相继开挖运渎、潮沟、青溪等挖掘出的泥土，它们不可能外运他处，所形成的土埂长龙，应是作为竹篱城垣的基部。直至南朝齐时改篱垣为砖垣，仍然是在此基线上所加筑。这一都城格局，在整个六朝时期都没有大的变化。 　　而这种利用山水、因地制宜的建城规制不仅体现于六朝都城的格局，同样还表现在此前孙权修筑的石头城形制。石头城遗址位于今南京城西清凉山（汉、六朝时称石头山，城因山而得名）一带，它是南京在六朝时代作为都城的起点。志载，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权徙治秣陵。明年（212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由此揭开了六朝建都史的第一页。本来，六朝石头城在石头山于史记载有绪，只是城址一直不明。但近些年来，一些专家对此提出质疑，并推论石头城或在草场门或在水西门；甚至还有的提出有2座石头城。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贺云翱率队对石头城进行实地调查、勘探，通过探沟发掘，证明了六朝石头城确实是在清凉山上，廓清了围绕石头城的历史谜团。考古发现“孙权所筑石头城为土质城垣，因利用山势所修，故不太规整。”“周长为3000多米，与历史记载‘环七里一百步’颇为接近”。“东吴石头城分为石头大城和石头小城两个部分，其中石头小城包在大城内，位于大城的东北部”。同时，作者又对城的古地理环境作了深入研究，并分享了地质资料的信息，从而揭示现今位于南京城内楼宇林立包围之中的清凉山，在六朝时期“正处江之东岸，山下江流滚滚，惊涛拍岸，山下东南即为秦淮河口。石头山那高耸突兀的红色砾岩山体壁立江渚，正处在夹江带淮的险阻之地，形势十分重要”。 　　从石头城到六朝正式都城，它们在地势的选择和山水的利用上都是一脉相通的。如果说，我们可以将六朝都城的格局概括为“外循山水，内求方整”（即都城的不规整形与宫城的方整形）的“建康模式”的话，那么一直到明代朱元璋规划南京都城时仍然借鉴了这一模式，即外城的迂回曲折与宫城的方整规范所构成的“南京模式”，它们之间都同样体现出一种南北文化结合、又显具江南特色的建城理念。 　　 　　二. 瓦当艺术与都城文化 　　 　　瓦当一般是古代高规格建筑的屋檐构件，它既具有实用性，又具有审美性。在古代都城研究的著作中，学者们都会适当地采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