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佛道之争中“夷夏之辨”.doc

南北朝时期佛道之争中的“夷夏之辨” 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后，经过艰难曲折的发展，终于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处理好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因为佛教是在地域和文化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形成的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这种关系如果处理的不好，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自身文化的长远发展都会不利。然而中国拥有深厚而灿烂的传统文化，用其特有的对待外来文化的包容，在与佛教的调和中达到双赢的理想结果。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以南北朝时期佛道的夷夏之争即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抗与融合。此文仅就其“夷夏之辨”展开论述，探讨其在中国本土文化发展中的意义。 一、传统夷夏观的演化极其内涵 “夷夏之辨”观念的产生是从周代开始的，周人本来是夏族的同姓方国，周人的姬姓实际上就是夏人的姒姓，也就是说“姬”和“姒”本为一姓，周本来也是夏王朝的重要方国之一。夏亡后，随夏人一起迁徙到了西北的戎狄地区，后来为了对抗戎狄和谋求发展，归附了商朝，他们把商称为“大邦”、“大国”，自称为“小邦周”，但是他们向来以夏人的正统自居，所以他们一直自称为“夏”、“有夏”，把和周之同姓和有血缘和亲缘关系的国家称为“诸夏”。这个时候，东夷诸部已经臣服于商人，周人灭夏之后，东夷便和周人为敌，周武王伐灭殷商之后，首先就是征伐东夷，而诸夷退，直到公元前567年，最后一个东夷方国莱被齐人所灭，近五百年的“夷夏之争”最终以诸夏的获胜而告终。所以，真正的“夷夏交争”是在周代才有的。 春秋时期是传统“夷夏之辨”观念大发展和成熟时期。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刑昺《论语注疏》对此句注解道：“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中国”有文明发达的礼义，夷狄或蛮夷地区则无。夷夏之别不仅指“诸夏”与“夷狄”的地区性差别、民族性差别，更是礼义与非礼义、道德与非道德、文明与野蛮的差别。 战国以降，随着华夏一统格局的形成，夷夏之间文化发展的差异日益突出。华夏民族在与周边“夷狄”的交往中，看到了自身的文化优势。同时，以文化的民族性为主要特征的礼乐教化被赋予文化的时代内涵，“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在此情形下，夷夏之间文化的民族性区分遂为文化的时代性区分所掩盖，文野之分成为华夏士人观照夷夏的主流意识。西汉礼制重建后，以伦理道德为主要特色的礼学倍受推崇，是否尊奉中原汉族王朝的礼仪典章，成为夷夏文野之分的主要依据。“夷夏论者，东有骊济之丑，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乱头被发，南有剪发文身，姬孔施礼于中，故有夷夏之别。” 从本质上来看，夷夏之争是以中原文化为正统，从自身文化视角和话语出发，对边夷文化的一种拒绝。从非文化层面区分夷夏的人禽之别，春秋时已显端倪。西周末叶至春秋中叶的一两个世纪，游牧人戎狄大批内迁中原，与诸夏交错杂居，并对诸夏造成了威胁。生存竞争的严酷现实使诸夏增强了向心力，在此情况下，情感往往战胜理智。因种族矛盾激化或出于政治需要而视外族为禽兽，自汉代以来便甚嚣尘上，夷夏文野之分便表现为夷夏人禽之别，并被提升到理论层面。 二、南北朝“夷夏之辨”及其主要内容 （一）“夷夏之辨” 魏晋南北朝时代，相当于公元3世纪初至6世纪末，从大一统的秦汉帝国崩溃起到隋唐帝国重建大一统局面为止，是将近四百年的中间过渡时期。这是一个大动乱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其时各种思想都得到了自由发展，多元文化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氛围笼罩下，不管是士族知识分子，还是广大下层普通民众都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普遍希求一种宁静的生活在思想追求上表现为纷纷向儒以外的道佛靠拢。在这种情况下，南朝宋顾欢创作了《夷夏论》，力图拒斥佛教在文化上对夏的侵蚀。由于《夷夏论》大有退佛教回天竺之意，这关乎其在夏生存与发展的命运，所以顾欢此论一出，立即招致了佛教一方的猛烈反驳。历史上，佛、道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论战爆发，史称“夷夏之辨”。 夷夏之争实际上关系到佛教在中土的社会定位和文化定位的问题，关系到佛教是否“合法”的问题。 夷夏之辨有广义和狭义之别。佛教一来到中国，许多人就带着一副传统的“夷夏有别”的有色眼镜来对待佛教，这些人不仅包括了道教徒，也包括儒家的学者在内。辨，就是别，通常所讲的夷夏之辨就是一种文化积淀和社会心理，也是一种文化歧视。我们一般将这样一种对待佛教、对待外来文化的心态视为广义的夷夏之辨。如发端于魏晋的“老子化胡”问题，沙门袒服问题，沙门是否应敬王者的争论，到北朝更是演为轰轰烈烈的废佛运动。南朝宋、齐、梁三代，道教与佛教曾经就夷夏问题展开过旷日持久的“辩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真正有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的“夷夏之辩”或“夷夏之争”。 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