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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性命与心实践道德论 　　摘要　茶山试图建立一种与生活和行动不可分割的儒学世界观，在他关于人的本性的理论中，他对上帝的自然神论者的解释为人事中的道德和善提供了本体论的基础。他以天命赋予每个人的人性作为道德倾向，认为这种人性是人自我实现的必要动力。他用一种他认为可以指导行动，在实践和人伦中完成儒家理想的理论来取代理学，其目的在于理解和发展来自于宇宙和人的理。 　　关键词　茶山；人性；心；实践道德论 　　 　　性的概念在儒家传统总是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方式联系在一起，而修身的理论又以人的本质为基础。程朱学派用性来解释人所有的行为，而朝鲜后期的部分学者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对人类行为的先验性、人类行为取决于内在本质的原则产生了质疑。例如，洪大容(1731～1783)认为，行为的唯一根据不能普遍地传给所有人，人性随文化而改变。丁若镛(茶山，1762～1836)认为，人性只是一种倾向，要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而崔汉绮(1803～1879)则认为，行为的根据并不是既定的，也不是直接存在的，而是通过重复性的领悟过程来获得的。本文旨在勾勒茶山关于性、心的儒学思想的主线。他的自然神论的观点把“上帝”看作一个有德行、对人间事物敏感的存在，这使他关于性的理论具有了本体论的基础。茶山把天命赐予人的本性定义为道德倾向，它给予了人实现自我所必需的推动力。 　　17、18世纪是朝鲜理学思想体系幻灭、与西方科学和宗教思想初步接触的时代，出现了寻求本初理学精神的文人。当时朝鲜的主导思想――理学正统主义处于危机中。根据政治利益的不同和思想观点及其理解的不同，文人界被分裂成不同派系，不管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当时的朝鲜社会正在经历社会、经济变革。绝大部分文人都参与了有关朝廷礼仪、道德、责任的讨论的政治斗争。其中很多人只关心维护自身权威和社会政治特权，牺牲受尽腐败的地方官员剥削的百姓的利益来谋取私利。在阳明学、考证学和西方科学、宗教的双重影响下，从17世纪开始，一部分人开始批评朝鲜的程朱理学，认为它过于理论化，并寻求对经典的新阐释和社会政治的新组织方式。 　　17世纪初，朝鲜文人就已经接触到了基督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受到了西方传教士对理学的批判的激发。在中国的传教士认为，基督教是对儒学的补充。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这些文人建立了儒家“神学”。他们恢复了中国古代建立在敬神基础上的伦理观，这一方面因为他们受到了一神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他们深信，崇拜上帝能够产生道德行为。 　　在对宇宙的思索和上帝的概念中，他们重新建立了中国古代儒学的敬虔性和对上帝的宗教崇拜，但同时又把它与中国最早的耶稣会教义中所说的基督教上帝区别开来。因此，李??(1681～1763)把神和上帝的地位赋予了“所以然之理”或太极，把太极作为崇拜对象，也就是说，他建议对上帝作理神论的阐释，把原始儒学和理学中天的观念综合起来。 　　“上帝”观念的再度出现使原始儒学中宗教敬虔性与程朱理学的道德实践的结合成为可能。李溟把上帝作为道德观念的源头，从而赋予了对上帝的崇拜以新的意义。他认为，道德行为扎根于宗教孝道。他试图发挥宗教行为的作用，认为对神的敬仰是宗教行为的前提，因此，他把道德观念的由来归结于上帝，也就是说自然神，而不是非人性化的理或太极。因为非人性化的理对人的说服力和限制性更小。 　　 　　一　茶山 　　 　　童年时期，茶山跟随任地方司法官的父亲学习了史书和经书。还在准备科举考试的时候，他的才华和对经书的了解就已经引起了正祖(1776～1800在位)的注意。 　　茶山担任各种官职十一年，被流放十八年，又隐居十八年。从27岁到38岁期间，他在中央政府担任多个重要职务，负责各种不同事务。在他担任的职务中，检阅御史和弘文馆修撰对他的思想和后期作品的影响最大。他在担任形曹参议时，对制度进行了修正，实行理性、有效的行政管理。茶山的圈子属于南人派，与老论对立。南人派在正祖在位期间受到庇护。正祖直到临终前还对茶山表现出了特殊的友情。正祖死后，老论再度掌权。茶山由于牵涉到推广天主教引起不满而被流放。尽管曾受国王庇护，茶山一生中都是对立派某些文人政治手段的牺牲品。他们妨碍茶山晋升，在茶山流放结束后，反对把他再度召入朝廷。 　　茶山认为他所在的社会危机重重，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由暴政、官员腐败和肆虐民间的饥荒造成的。在他与百姓直接接触期间所作的诗中，他特别悲叹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和腐败、无能、软弱的政府所造成的荒谬，表达了对百姓痛苦的同情。面对令他绝望的局势，茶山形成了改良主义的思想。 　　在他被流放的18年间，茶山把所有时间都用于研究和写作。他的作品主要关于儒家经典的阐释和对政治制度具体细致的研究，包括了对经书和四书的评注，三部关于政府、地方司法组织和立法的书。 　　茶山对修身理论的研究以他对经书的阐释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