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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典诗歌注释引证原则及其互文意义 　　〔摘要〕 引证是中国古典诗歌注释的主要手段和内容。它为李善《文选注》所开创,被历代继承并成为最重要的诗歌注释传统,原因就在于这种方法适应了诗歌语言的“祖述”本质,亦因此决定了其特点和原则。西方盛行的互文理论是引证的方法论基础,但中国古代《文心雕龙》及一些诗派已经叙述或暗示了这一理论意义。 　　〔关键词〕 引证;诗歌注释;互文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5-0168-05 　　 　　中国古代悠久的诗歌注释传统中,所采用的最主要手段就是引证。所谓引证,就是援引旧文、旧注和故实等探明词语源流,以达到注释语意的目的。自李善《文选注》开创这一体例之后,它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注本最为广泛使用的一种注释手段。自宋至清,诗歌注本林林总总,注家始终将李善《文选注》及其引证方法奉为圭臬。历代学者虽然意识到引证的重要性,但尚缺乏理论意义上的阐述。本文就此点作初步探索,谨献刍荛。 　　 　　一、引证的历史 　　 　　古籍的注释历史源远流长,但在唐代之前,主要局限于经、史、子书,诗歌虽也产生了像王逸《楚辞章句》和一些单篇诗文赋的注释,但数量很少。经、史、子书的注释体例,主要是训诂体、章句体、义理体和史传体。训诂体以《毛诗诂训传》为代表,特点是以解释字、词和名物为对象;章句体是以分章析句为中心任务,以汉代赵岐《孟子章句》和王逸《楚辞章句》为代表;义理体以建立理论体系为目的,而不以字词句为重点,包括南北朝时期的义疏体和唐代的正义体等,像皇侃《论语义疏》、王弼《老子注》和孔颖达《五经正义》等皆是代表;史传体以补充史料为中心,以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等为代表。(注:关于注释种类,至今未有明确界定。汪耀楠《注释学纲要》按注释内容分为文字注释类、章句类、义理类、综合类四种;冯浩菲《中国训诂体式分类》一文(安徽大学古籍所主编《古籍研究》,1994年第1期)分为8大类58小类,而其《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一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二编第二章“注释体”分为32种;黄亚平《古籍注释类型刍议》(《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分为词义、章句、义理、史传、音义五类。上述几种分类均未充分考虑到集部注释尤其是以李善《文选注》开创的引证式注释特点及其悠久传统和庞大规模。)〔作者简介〕(注:周金标,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苏??淮阴 223300。) 　　李善《文选注》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注释体例,即引证式。它以引证出处和钩稽故实来达到注释本文的目的。以卷21左思《咏史诗》第一首前六句为例: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注曰:“《礼记》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王粲《车渠?蹈场吩?:援柔翰以作赋。孔融《荐祢衡表》曰:英才卓跞。跞与荦同。班固《汉书#8226;司马迁#8226;赞》曰:刘向、扬雄,博极群书。” 　　“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注曰:“贾谊作《过秦论》,司马相如作《子虚赋》。” 　　“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注曰:“《长杨赋》曰:永无边城之灾。《汉书》曰: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骑射。《音义》曰:箭,镝也,如今鸣箭也。《汉书》:高祖曰:吾以羽檄征天下兵。” 　　这里引证了《礼记》、王粲《车渠?蹈场贰⒖兹凇都鲮蚝獗怼贰?班固《汉书》、扬雄《长杨赋》、《汉书音义》六种文献,就文献性质而言,涉及经、史(包括旧注)、集三部;就注释对象而言,“弱冠”、“柔翰”、“卓荦”、“群书”、“边城”、“鸣镝”、“羽檄”属于考证词语出处,亦即语源或语典;“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两句属于考证事典。 　　这与传统的注释方式有很大差异。它引证文献,并不直接对原文字词句进行训诂或解说,所以较上述几种体例更有难度。它需要注家十分熟稔古代各类文献,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选择与文本字面、含义和情境均对应的字词,显然这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非浅陋之人所可轻任。李善在当时号称“书橱”,博识强记,《四库提要》谓“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有复注,有三注、四注者”,可见成书之艰辛。 　　但这种体例的使用不始于李善,蔡邕注释班固《典引》一文,即分别引证《论语》和《左传》等文献来解释原文而无解说,实际就是引证式注释。但蔡邕的注引证文献很少,只有17次,范围也局限于《诗》、《书》、《易》、《左传》、《论语》五种,未脱汉代“以经证经”的藩篱。李善对蔡注作了增补,范围扩至经、史、子、集各部,引证81次,文献种类达到30多种,极大丰富并发展了引证式注释的手段。据骆鸿凯《文选学》统计,《文选》李注引经部共215种,史部共352种,子部共217种,诗歌共798种,以上四部凡23类,1582种,另有旧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