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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半市民化困境对策分析 　　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半市民化”问题是典型的中国特色问题，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客观看待这一现象，其演变历程伴随着城乡二元制度的发展而曲折多变。由于制度缺陷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资金困难、素质障碍、资本存量缺失，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陷入权利、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等多重资本贫乏的困境。只有用新的理念，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采取多予、少取、放活和扩容的措施，强化政府外部“赋能”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增能”，才能最终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角色的转型，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半市民化；市民化；困境 　　中图分类号：D4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2-0042-04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在所有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即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的比例超过了一半，占到 59.3%。按照全国农民工总量26 261万人来推算，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15 573万人。随着老一代农民工因年龄原因逐渐返回家乡，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受成长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以及自身经历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观念、人格特征、行为方式等方面与老一代农民工有着很大的差别，并表现出强烈的市民化意愿与需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的束缚，新生代农民的市民化进程却步履维艰，“半市民化”的困境使他们在给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自身却难以享受城市发展带来的成果，成为了游离于城乡社会边缘的“两栖人”和“非工非农”的尴尬群体，给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一、新生代农民工“半市民化”问题的演变历程 　　农民工市民化包含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从而完成职业的转变；第二个过程是转移出来的劳动者在城市逐步沉淀，从而实现其市民化，并与城市市民逐步融合。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这两个过程是同时进行的，劳动力在实现职业非农化转变的同时就完成了身份的市民化转换。然而在中国，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存在，使得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两个过程是截然断开的，农村劳动力在完成第一步非农化的职业转变之后，并不能顺利的完成第二步由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换，形成“半市民化”的特殊现象。而“半市民化”是典型的中国特色问题，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客观看待这一现象。 　　1.改革开放之前，农民工市民化的“由松到紧”时期（1949―1977）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适应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的需要，国家实行让农村居民可以向城市进行自由迁移的政策。为此，大量的农村居民走进城市转变为工人和城市居民，身份待遇和城市居民平等，实现了真正的市民化。1949―1957年间，我国城镇人口所占比例由10.6%上升至15.4%，年均增长0.6%。然而在那个时期，农村生产力仍然徘徊在落后阶段，城市发展速度也较为缓慢，提供的就业机会也没有相应增加。因此，到1958年，为减轻城镇农产品供给压力、保障工业化快速推进，我国在城乡之间建立了严格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将城乡居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对农村人口“农转非”实行严格管制，固化了各种经济社会关系和公共福利关系，严格约束农业人口向城镇流动。当时的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法律上否定了1954年宪法规定的中国公民有居住和迁移的自由，这一法律规定要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由此，乡城分离的户籍体制也正式形成，也直接导致中国从1962年到1980年长达近20年的城镇化“停滞期”。这一时期，除了升学、参军及行政调动，几乎没有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即使有部分农民进入城市，也很难取得市民身份和市民待遇，其“半市民化”状况开始显现。 　　2.改革开放初期，即农民工市民化重启并逐步深入发展时期（1978―1991） 　　1978年，我国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使得实际上在人民公社时期就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显性化”。1984年，全国粮食生产全面过剩，推行了30年之久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全面动摇；中国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进一步放开了农村大一统的管理体制，农民获得了较大程度的自主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一方面使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示范效应，打破了“铁饭碗”式的就业体制。这些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大规模转移提供了契机，农村人口再次实现了向城镇自由流动的愿望。同时，户籍制度和人口流动政策开始出现初步的松动：由1980年的对特殊人员的“农转非”到1984年的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并取得自理口粮户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沿海和城镇经济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