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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项目目标及其功能测值方法 　　摘要：思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项目目标以及有效捕捉其科学的功能测值方法，不仅仅是简单地强化制度设计中的定量分析，更能现实地构建制度实现中的价值稳定性和存在生命力。本文对当下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项目目标及其功能测值方法予以反思，并从操作性层面对测值方法论予以阐述，以确保测值的科学化、精密化与计量化。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项目目标；功能测值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4－0131－06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一种整体性制度框架，如果没有充分的项目以及明晰的项目目标，那么就会蜕变为形式化的空壳，就会在社会化组织和社会性治理中钙化出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意义叠加的“非理性的递增主义”赘物，即瓦尔达沃夫斯基模型中“理性的递增主义”的负面状况，甚至会因服务失效而消解制度设计中那些积极性的功能预期，导致社会集合心理中的逆反性信任危机。因此，认真思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项目目标以及有效捕捉其科学的功能测值方法，就不仅仅是简单地强化制度设计中的定量分析，而更在于现实地建构制度实现中的价值稳定性和存在生命力。 　　按照凯瑟尔和奥斯图姆的观点，官僚主义的制度背景总是趋向于按照自由裁量权办事，从而不仅导致规则缺位而且影响到人们对于政策工具的有效运用。就我国目前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状况而言，这种情况同样很严重，譬如当前推进得极为热烈的博物馆免费开放，尽管一定程度上给社会受众带来了现实的公共福利和社会实惠，毫无疑问是值得肯定并倍加努力的公共文化服务方向之一，但同样无须回避的是，这样一种牵动全国的大面积文化行政转向行为竟然主要是批示性领导意志的力量驱动结果，是中国特色的首长式自由裁量权在政府文化治理中的直接政策贴现，现代政策科学所强调的“一扇敞开的政策之窗就是倡议者提出其最得意的解决办法或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其特殊问题的一种机会。实际上，政府内部及其周围的倡议者把他们的议案和问题放在手边，随时等待这种机会的降临”，此刻就最多只能成为追加性行政注解或行政补充。 　　这意味着我们如果要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项目效果，首先就必须确立政策工具的权威性，并且努力使项目设计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中政策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问题是，在涉身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工具之际，项目设计的身份定位往往十分困难，从而也就难以认定其是否属于公共文化政策工具的科学范畴。当“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按照设定的项目目标出台以后，尽管目标本身带有极为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以及在流程操作中还缺乏程序规范性，但基本上还算是公共文化政策层面的政策工具，而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确实达到了一定程度的预期效果以及满足社会公众对该项政策工具的“接受视野”(The Horizon of Reception)。但“三下乡”中的“文化下乡”就完全不同，其存在的问题在于：第一，它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策项目”；第二，如果是的话，其准确的项目目标和项目标准究竟何在?如果不是的话，政府在文化行政过程中大张旗鼓的依据又是什么，究竟在追求“主观性政绩”还是“客观性政绩”；第三，如何确保其政策工具的规范性、程序性、长效性和社会均等性，并努力从精英利益的“价值偏好预期”中挣脱出来，即“从精英意志走向公众意志，由公众需求决定政策取向”。这并不是说“文化下乡”就没有客观性政绩可言，那样就会对广大文化工作者尤其是置身此项活动的人们以极不公平的评价，而是说这种活动带有浓厚的主观意志随意性和项目操作过程中的随机性，从一开始就不是政策程序的合法化产物，并且从一开始就无法作为体制期待层面的政策工具给予稳定性的效果评价。 　　因此，在体制化政策工具意义上追求项目目标，就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中功能实现的一个基本评价参照物，按照弗兰克?费希尔的说法，就是“要想纳入政府部门的议事议程，必须把政策转化为项目，项目将确定并列出总的目标所衍生出的特定目的……建立起一种手段――目的关系，借此可打造问题的初始条件和导致变化的未来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链’”。由于我国目前的公共文化服务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基于机构主义的文化行政观念从根本上决定了服务取向的逆向向度，也就是说，不是公共文化生活的需求决定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而是机构功能预设和文化行政权力贴现决定着究竟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及以何种方式服务，这就是威尔逊曾经描述的“他们的任务倒是执行政策和提供服务，而且在这些任务中，他们为了忠实地执行正常的指令而要求按照中立原则和职业特性行动”处在这样的情势之下，项目就不仅很难严格地定义为特定的政策工具，而且项目与社会需求之间也很难形成合理的对应结构，亦即我们孜孜以求的文化项目可能对社会和大众而言未必是热拥的对象。文化服务过程中一定程度的社会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