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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朱天文电影文学中乡镇意象 　　摘要：在朱天文以个体成长与族群历史为主题的电影文学中，“乡镇”构成了主要的叙事空间。乡镇既折射出特定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也折射着时代与社会的嬗变。本文从“身份”和“乡愁”入手探讨朱天文电影文学中的“乡镇”意象，以期解读朱天文以“乡镇”意象所寄寓的对现实的观照，对历史的内省，对故土的眷恋，以及对传统弥散的悲剧性心态。 　　关键词：朱天文；电影文学；身份；乡愁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以小说名世的朱天文，也是台湾新电影的知名编剧。1983年之后，她作为编剧与侯孝贤导演长期合作，创作了许多为台湾电影赢得国际声誉的电影作品，其间亦不断出版同名电影剧本及电影小说。电影是拟态的艺术，小说是讲述的艺术，作为独立的文艺样式，这些电影剧本和小说有自己独特的审美韵味，与侯孝贤最终完成的电影既有内在联系，亦有较大差异。本文的研究对象仅涉及朱天文的电影剧本和电影小说，并将其统称为“电影文学”。作家阿城认为侯孝贤是贵金属，朱天文是稀有金属，如果没有朱天文，侯孝贤的电影成不了一种独特合金，不会是今天这样。电影学界对侯孝贤导演的电影作品研究汗牛充栋，可是对其最重要的合作者、御用编剧朱天文的电影文学涉猎不多，文学界对朱天文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她的长篇小说上，对她的电影小说研究亦几乎没有关注。这些缺失对于台湾电影和台湾文学来说是一个遗憾，本文将着重研究朱天文的电影文学，以期弥补这个遗憾，也借由朱天文的电影文学研究对侯孝贤的电影做出更多角度的读解与补充。纵观朱天文的电影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乡镇”构成了其主要的叙事背景，基于此，呈现于朱天文电影文学中的“乡镇”，成为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朱天文的电影文学彰显着时代的风貌，依主题而言大致有三类：个体成长的记忆，族群历史的重构，以及情欲笼罩下的都市生态。乡镇作为一种叙事空间，为台湾社会的时代变迁与生活面貌提供了可资观照的视域。概言之，在朱天文电影文学对于记忆和历史的书写与重组中，乡镇既承载了个体成长的叛逆、彷徨和创伤，也承载了家国与族群的离乱、忧患与艰辛，从而整合人性人情的多重寓意，寄寓着创作者对现实的观照，对历史的内省，对故土的乡愁，以及对传统弥散的悲剧性心态。 　　一、迷惘的身份 　　台湾地形复杂，自古是航海要冲，兵家必争之地。台湾逐步进入中国历史，可以从南宋的海外贸易开始追溯。历经荷兰的殖民地统治、倭寇的骚扰、“开台圣王”郑成功的秉政与坚守、清政府的“汉化”大开发、甲午战争后长达50年之久日本的奴役、光复后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以及1970年代后走向政治民主、经济腾飞且积患重重的新时代。几经离乱、繁复曲折的历史带来的不仅仅是台湾充满血泪的发展历程，而且还带来了台湾人对其“身份”认定的迷惑。1946年台湾作家吴浊流在日本出版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在作家笔下，台湾是亚洲“身份”不明的孤儿。1972年大陆重返联合国，台湾失去了联合国的席位，失去了政权合法性的依据，“身份”不明且日益尴尬。台湾音乐教父罗大佑写了一首著名的同名歌曲《亚细亚的孤儿》，歌中唱到：“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反映在文化认同和归属感上的身份不明，是朱天文电影文学重要的寓意。 　　“身份”的惆怅，涵盖于个体生命成长、族群历史重构、传统的重建以及现实生态的呈现之中，表达着对于台湾有关历史身份、现实身份和文化身份的探讨与反思。《戏梦人生》将布袋戏大师李天禄的个人生命历程与台湾自清末至日据时期的历史融为一体，于跌宕的命运中组建着台湾复杂多变的历史身份。淡水河边的小镇，戏台上锣鼓声声，戏台下咔嚓咔嚓剪辫子――台湾由此步入殖民统治时代。从淡水镇到石碇镇，再到台中的后里，不断转换的乡镇背景，隐喻着迭变丛生的历史，而这不断漂移的历史所折射出的台湾身份，亦显得格外复杂和凝重。与不断转换的历史身份相偕而至的是复杂的文化身份。语言是人类历史的集体记忆库，文化几乎无法和语言相区别，只有透过语言，文化才有可能发生。朱天文电影文学中的乡镇上既活跃着布袋戏和歌仔戏，也回响着日文歌、闽南语歌曲，以及来自老上海的“时代曲”；来来往往的人操着闽南语、客家话、粤语、沪语和字正腔圆的国语，各种各样的口音里甚至夹杂着日语和英文单字。巴赫汀认为“所有语言行为的重点乃为了夺取权力与权威。”大陆的母体文化、殖民文化、本土文化、外来的西式文化，以及威权统治下的政治话语，都在台湾文化里刻下缕缕印痕，造就了台湾文化的繁杂离散，从而使人们在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上陷入寻根的惆怅。 　　较之复杂的历史与文化身份，台湾的现实身份却更为暧昧和尴尬。《好男好女》的“戏中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