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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三重价值 　　摘 要：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是抗日战争史、中国新闻史、抗战大后方区域史的重要组成。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学界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瞩目不足。经过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仔细研究，文章认为抗战大后方的新闻史研究从历史、时代、学理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战时新闻学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7-0010-02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中华儿女为民族独立而英勇奋斗的岁月里，广大的新闻战士坚守舆论阵地，肩负民族大义，以笔为枪，谱写了壮丽的诗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中国新闻界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这在抗战大后方的新闻事业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长期以来，学界更为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瞩目不足。实际上，仔细厘清抗战大后方的新闻史，就会发现这其中极大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和学理价值。 　　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的历史价值 　　“在全民一致对外抗战救亡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大后方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还是在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极端艰苦条件下，广大的爱国新闻战士集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下，用各自手中的新闻工具作武器，唤起民众，奋起抗战，鼓舞民众，坚持抗战，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难忘的贡献，深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欢迎、支持和尊敬。[1]” 1985年，在由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四川省新闻学会和重庆市新闻学会联合发起的“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上，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四川省新闻学会会长的许川同志对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战线作出了高度评价。 　　这次会议，延续了1949年后学界对抗日战争新闻史的研究，并拉开了改革开放以来抗日战争新闻史研究的序幕。同时，会议的主办地重庆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政治中心，本身就是当时中国的新闻中心，领导和影响着全国的新闻舆论。同时，作为反法西斯战线采访亚洲陆地战场的新闻中心，重庆的国际性意义中心城市地位确定，注定了重庆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经超越了“地方性”，进入了世界反法西斯的传播网络，传递出的是整个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声音。 　　在上述的讲话中，许川同志肯定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闻战线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共同贡献，但是近30年来，乃至1949年以来，有关抗日战争新闻史研究的成果基本上侧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稍显不足。即便是有关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也往往偏重于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对国民党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未能给予相对公允的历史评说，充斥着革命史的浓厚痕迹，全貌被遮蔽，史实被选择，错综复杂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被简单化为敌我报刊的对立，民族危机下共同抗日的主题则被忽视，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也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 　　罗素在《论历史》中指出：“历史学是有其价值的，首先因为它是真实的;这一点尽管不是它价值的全部，却是所有它的其它价值的基础和条件。[2]”在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追求真实是通过诉诸研究的客观性来达到的。所谓研究的客观性，通常指排除观察者或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和主观观念对研究对象的影响，它在方法论上可表达为将研究对象视为不依赖观察者和研究者（主体）的独立存在这一基本原则。历史学研究也一直力图遵循这一原则。因此，客观真实反映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全貌和原貌，客观回顾不同党派和背景的新闻工作者在共赴国难过程中的行为活动，就成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的历史价值。 　　二、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的时代价值 　　抗日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参加的一次全民族抗战，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第一次赢得对外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重要转折。 　　抗日战争使得不同党派和背景的新闻工作者走到了一起，抗战时期也成为中国新闻界大团结的时代，新闻同人之间的聚餐联谊、业务竞赛经常举行，物质上的互通有无则是常态，《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就曾在铸字铜模和印刷纸张上互相支援，“特别是为了推进抗战胜利而广泛开展民主运动时，进步新闻战士之间的肝胆相照，团结战斗，在抗战以前的中国新闻界很难有这样的规模和深度。这种在民族解放民主建国的共同目标下的大团结，实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