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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孝治司法实践中孝与法矛盾冲突 　　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后,儒家孝道伦理便逐渐演化成为一系列“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其中,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各种不孝行为,采用司法手段严惩不孝犯罪,是“孝治”施政的重要方面。由于“孝治”与“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施政手段,因此,儒家“孝治”原则付诸历代封建王朝的司法实践,往往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的结果,通常是“法”屈从于“孝”,封建法律原则或司法理性被儒家孝道伦理所扭曲,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常见现象。 　　[关键词]儒家;孝治;孝道;司法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6-0056-05 　　黄修明(1952-),男,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四川成都610066) 　　 　　一、儒家“孝治”思想的发展演变 　　 　　儒家孝道伦理体系建构定型于春秋战国时期,其核心思想是“孝治”,即以孝治国安民。早期儒家学派的孔子、曾子、孟子等人,是创建或完善发展“孝治”理论的代表人物。 　　孔子对传统孝道的改造与创新,是把行孝与为政相联系,从治国安民的角度讲孝论孝,把事亲养老、骨肉相亲的传统人伦孝道政治伦理化。孔子倡导仁政,认为实施仁政的根本是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学而) 在孔子看来,春秋时期社会动乱,民众犯上作乱,根本原因在于人心不仁,要使民众怀具仁心而不犯上作乱,施以孝悌教化是最有效的办法,所以他在《论语》中提出了“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1](为政)的主张,认为按孝悌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或推广孝悌于社会,本身就是参与政治的一种为政形式。由于孔子率先把行孝与为政相联系,故有论者认为,以孝施治,孝为政治服务之思想,最早肇端于孔子。[2](P181) 　　孔子之后,对儒家“孝治”理论发展贡献最大的是曾子。史载曾子在对传统孝道进行政治伦理化的改造方面,提出了著名的“五不孝”之论:“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3](曾子大孝) 在此论中,曾子首次把孝德行为与事君尽忠的政治原则相结合,把事君忠、莅官敬、战阵勇等服务于国家的政治行为,统统纳入孝的道德范围,丰富了儒孝伦理的政治内涵,故有学者评价:“曾子思想以孝为核心,开创了儒家的孝治派。”[4](P41) 　　孟子在发展儒家“孝治”理论方面,把亲亲关系中的孝(事亲)、悌(从兄)与社会伦理关系中的仁、义相等同,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5](离娄上)孝悌与仁义在社会伦理关系上贯通合一,仁治的太平世道必须依靠孝悌人伦关系去维持:“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5](离娄上)孝悌人伦关系中的亲亲、长长成为太平仁政社会的基础和保证。 　　对儒家“孝治”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入阐述,最终是由儒典《孝经》来完成的。《孝经》产生于战国时期,内容分列十八章,核心思想是以孝治国安民,其理论体系最大的特点是泛孝政治化。在《孝经》专门设立的《孝治章》中,孝不仅被认定是一切政治行为的根源和依据,而且成为社会稳定即“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6](孝治章)的根本保证。在“孝治”内容的设计方面,《孝经》分列五章专门讨论行孝方式,按行孝者不同的身份地位将“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五个等级。五等之孝划分了不同的孝道职责和行孝内容,把各阶层人士的日常活动纳入儒孝伦理的统一规范约束之中,其“孝治”施政的伦理特征,体现在共同维系皇权等级秩序的严格制度化社会分层之中。在防遏控制各种不孝犯罪或不孝行为的发生方面,《孝经》专设《五刑章》,探讨“不孝入罪”的刑律思想,提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6](五刑章)的刑法主张,从立法角度把不孝犯罪列为罪中重罪。此外,在《孝经》所列其他相关孝论篇章中,孔子、曾子的行孝为政思想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孝德行为与为官政治行为完全一脉相通,孝的社会功能直接见效于官场政治领域。如“君子之事亲孝,入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6](广扬名章)等类孝论思想,孝悌道德与为官治民密不可分,互为表里。再进一步,《孝经》甚至将“孝”上升到“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6](三才章)的高度,从本体论的角度强调儒孝伦理,即孝兼具有“天道、地道、人道”的广泛哲学内涵。 　　总之,以《孝经》出现为标志,儒家“孝治”理论最终成熟定型,中国传统孝道在理论谱系上完成了它自身政治化发展的变革历程。自此之后,儒家孝道政治化的继续发展,主要体现在“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之中。 　　 　　二、儒家“孝治”施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