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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春秋外交辞令文学地位 　　摘要：春秋时代的外交辞令，文理并茂，辞采灿然，是当时最具文学意味和文学价值的文字，形成春秋时代特有的辞令文学，是中国“辞章”的滥觞。外交辞令制作过程的字斟句酌、讨论润色，也体现出春秋时代辞令文学的创作方法和特点。孔子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辞达而已”等，都是关乎外交辞令的理论，作为中国早期文论的重要内容，对后世文学和文论的繁荣发展影响至巨。外交辞令是春秋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篇章，善于辞令的行人，是春秋时代最优秀的散文作家。 　　关键词：春秋外交辞令；辞章；美文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1)03-0140-09　收稿日期：2010-09-2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基金(09XJA751006)；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0FZW011) 　　作者简介：董芬芬，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副教授730070 　　 　　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春秋时代王室衰微，霸主迭兴，对文章礼乐的追求，比西周有过之而无不及。外交场合，升降揖让，出辞应对，华藻婉丽。其流风遗韵，泽被千载。然而，近百年来对春秋文学特别是散文的研究，却囿于一种格局：人们多把注意力集中在老子和孔子及其作品之上。钱仲联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大辞典》罗列春秋时代的作家，只有区区四人：奚斯、许穆夫人、老子、孔子。其中奚斯和许穆夫人是诗人，还不是散文作家。顾德融、朱顺龙的《春秋史》总结春秋时代的文学成就说：“诗歌与散文已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时的诗歌主要体现在《诗经》的《国风》中。散文可分为历史散文和哲理散文。《春秋》是这个时期以纪年为线索的历史散文。哲理散文有道家的简本《老子》和儒家的《论语》。”这段话与《中国文学大辞典》的观点基本相同，两者都反映了一百多年来春秋文学的研究范围和格局，各个系列的文学史对春秋文学和文学家的研究，也大都没有突破这个格局。 　　《国风》代表春秋诗歌的成就没有任何问题，而散文方面，一般只提到老子和孔子。但是，老子及《老子》的时代尚存争论，有学者认为《老子》也应该归于战国时代。《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编，成书在战国初，也不能算是春秋时代的作品，严格来说，春秋时代可靠的散文作品只有被王安石讥为“断烂朝报”的《春秋》一部，散文作家只有孔子一个。这与煌煌三百多年的礼乐盛世极不相符。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纵横捭阖，散文成就突出，似乎成了乍然勃兴的无源之水。从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来看，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春秋时代的文学，在目前的研究格局中，留下了较多的空白。突破传统的研究模式，寻找一条能够比较客观地描述春秋时代文学的途径，显得必要而重要。当然，这是个大任务，需要许多人的关注和努力。本文拟从《左传》、《国语》所载春秋时代外交辞令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算是抛砖引玉。 　　 　　一、春秋时代的美文，古代“辞章”的滥觞 　　 　　　《史通?叙事》说：“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春秋之时，大国争霸，小国图存，行人使臣，冠盖相望。一言不合，两军暴骨，辞美理顺，宾主尽欢。行人不得不修其辞令，增美其说。锤文炼字，饰辞骋说，非逞一时之快，乃充分发挥语言的力量，使道理乐于为对方接受，可化干戈为玉帛。 　　提高外交应对能力，也成了春秋时代士大夫教育的重要内容。孔门“四科”，就包括外交辞令的训练：“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邢呙疏云：“若用其言语辩说以为行人使适四方，则有宰我、子贡二人。”清人刘宝楠亦云：“《弟子列传》宰予利口辩辞，子贡利口巧辞，是宰我、子贡为言语之选也。”《孟子?公孙丑》也说：“宰我、子贡善为说辞。”显然，孔门之“言语”科，就是提高外交应对能力、训练外交辞令制作的科目，宰我、子贡是这方面的杰出弟子。 　　陈澧《东塾读书记》用后世相应的学科，来阐释孔门四科：“后世或讲学，或擅辞章，或优经济，或通经史，即四科之学也。”分别用“讲学”、“辞章”、“经济”、“经史”来对应孔门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他认为孔门的“言语”科，相当于后世的“辞章”。 　　“辞章”，在古人心目中一般指那些辞采华茂、音韵铿锵的辞赋、美文，如刘熙载谈到汉代的文体说：“西汉文无体不备，言大道则董仲舒，该百家则《淮南子》，叙事则司马迁，论事则贾谊，辞章则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的辞赋，不同于布道、论理、叙事、论政等实用之文，而是铺采摘文，体物微妙，尽情发挥语言的美感张力，以审美愉悦为主要目的，这样的作品才被称为“辞章”。跟别的文体相比，“辞章”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有些学者提出汉代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汉赋是文学自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