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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晚清政府对西方近代报业认知与调适 　　摘要:晚清政府对西方近代新闻事业的认知和接纳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复杂的原因既有主动的一面,也有被动的一面。作为前者,是因为千年帝国正遭遇千年困局,官方试图以发展新式报业作为走出困局的手段之一;作为后者,则是面对新式报刊的既成事实,无力抗拒历史潮流,只好被动接受。处于转型期的晚清政府,正是在这种两难之中确立了西方近代报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 　　关键词:晚清政府;西方近代报业;中国新式报刊 　　中图分类号:K25;G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12010106-0123-06 　　 　　西方近代新闻事业在中国合法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漫长过程。晚清政府对西方报业从拒斥到接纳,其动机是出于发愤图强的现实需要。这和西方利用报刊追求和表达言论自由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晚清政府对既有新闻传播政策的固守 　　 　　众所周知,在西方近代报纸没有传人中国之前,清朝政府就对各种新闻传播活动严加管制。迟至鸦片战争以前,由于闭关锁国政策的成功实施,近代西方报业对中国的影响微乎其微,东南沿海传教士的刊物影响也非常有限。 　　相应地,晚清政府对西方近代报业功能的看法也相当保守。即使通常被认为较为开明的清廷大员林则徐,甚至还把西人报纸看作是中国的塘报。林则徐曾在《答奕山将军六事》中说,澳门“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传至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近来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林则徐把“夷人刊印之新闻纸”当成是“内地之塘报”,今天看来颇觉好笑,但在当时并非没有可能。学者黄旦对此作了解释。他认为,林则徐面对事先几无所知的西方“新闻纸”,不得不搜索枯肠,以自己头脑中已有的、而且与之最为接近的“塘报”加以类比,也是必然之举。 　　鸦片战争以后,通商口岸的设立,使得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报刊逐渐流传于内地。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地,商业报纸逐渐流行,信息传播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面对这种形势,个别开明官僚主张因势利导,改变既有的官报政策。1851年,时任浙江巡抚的张芾,奏请刊刻“邸报”,发交各省,以代替民营之“京报”与政府之“提塘报”。但其建议不仅未被采纳,而且招来一番严厉训斥,谓其“识见错谬,不知政体,可笑之至”,“若令其擅发钞报,与各省督抚纷纷交涉,不但无此体制,且恐别滋弊端”。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70年代。1872年,英国商人美渣等人在上海创办《申报》,中国内地才出现了第一份严格意义上的近代中文报纸。该报既登商业新闻,也登政治新闻,并且破天荒地发表“论说”。 　　对《申报》的出现,清朝统治者并不高兴。研究者发现,晚清官方就因为《申报》的新闻报道与英国发生纠葛。原来,时任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诉曾发给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一个照会,照会要求威妥玛饬令英国驻上海领事:“凡不关贸易之事,不准列人《申报》。”有研究者指出,这是一份典型地表现了清朝统治者专制、横蛮、愚昧的照会,也典型地表现了清朝统治者的新闻思想。在奕诉看来,报纸只能谈“贸易”,其他新闻,均在不准之列;至于“妄论是非”,“纵谈官事”,那就更加不准。 　　事实上,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未使清朝从“天国”的迷梦中醒来,衰落的帝国没能“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这实际上就是清王朝仍然拒斥改革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根本原因。 　　 　　二、晚清政府对西方近代报业的接触 　　 　　1.口岸知识分子作为西方近代报业的中介 　　应该说,对西方近代报业最为敏感的是活跃在条约口岸的知识分子。所谓条约口岸知识分子,是指那些生活在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并与西方文化发生密切接触且在中外文化关系的思考方面有所心得的中国士人,它是美国学者柯文提出的一个概念,代表人物有李善兰、华衡芳、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其中,王韬与郑观应则与西方近代报业发生了直接的联系。中国新闻史向来以改良派来指称以王韬和郑观应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但是这种划分并没有表明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汇之地――通商口岸――获得的有关西方近代报业相关知识,所以本文借用“条约口岸知识分子”这一术语来表明他们身份的独特性和中介性。 　　科场失意的王韬为改变命运,来到开埠不久的上海。在这里,他了解并亲身体验到了西洋近代文明。这其中就包括近代西方报纸迥异于当朝邸报的功能作用。后来他对西欧的游历,对英国《泰晤士报》的仰慕,成为沟通东西方不同报业形态的典型代表。王韬的意义在于他以身体力行、躬亲办报的方式,改变了人们对西方近代报业的认知,以直观的方式显示出西方近代报纸在新闻传播上所显示出的优越性。王韬办报思想中的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