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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法定保证期间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性 　　法定保证期间正式出现于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在正式确定“保证期间”法律规定的同时，还明确规定了除约定保证期间外还存在法定保证期间，《担保法》有六个条款对“保证期间”作了规定，其中第25条第1款、第26条第1款专门针对法定保证期间而设，2000年12月1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则强化了法定保证期间的规定，《担保法司法解释》有九个条款对“保证期间”作了规定，其中第32条则专门针对法定保证期间设立，至此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均出现了法定保证期间。 　　保证债务作为合同之债，现行法认为除了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对保证人的利益加以保护外，还应进行额外的保护，这就是法定保证期间制度，这种对保证之债额外保护的做法在我国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十分明显。在担保法之前，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发布的《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期限或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在被保证人承担责任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如果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书面要求债权人向被保证人为诉讼上的请求，而债权人在收到保证人的书面通知后一个月内未行使诉讼请求权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且不说此催告期间是否是保证期间，但很显然通过催告已经解决了没有约定保证期间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且充分尊重了合同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但1995年担保法的15条、25条、26条则明确规定保证合同必须有保证期间，且没有约定的适用法定的6个月的保证期间，这显然较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的规定强制性增强了。在此后2000年担保法司法解释的第31条、32条、33条、37条则把保证期间的起点、终点以及保证期间约定不明的情况进一步法定化。法律通过法定保证期间强行介入加强对保证人利益的保护，其理由从表面上看是因为保证债务的单务无偿性，但实质上是国家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用法定保证期间制度干预经济关系的结果。因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缺乏诚信及国资作为保证担保方等原因，造成两个妨碍市场正常运转的后果，一是无人愿意作保证担保方；二是国资作为保证担保方又往往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不允许保证担保缺失，所以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法定保证期间才应运而生。但本人认为，担保法本是一部以个人为本位的法，保证之债在法律性质和一般的约定之债没有区别，法律强行介入当事人的利益平衡，似有欠妥之处。理由如下： 　　 　　1.有违背私法自治之嫌疑 　　 　　德国法学家梅迪库斯（Medicus）认为，与私法自治相对的是完全的行政国家概念，每个人的一切生活悉由国家安排，个人不能自为行为，悉由国家计划支配。但国家的规律手段，常会造成缓慢、昂贵、冗杂及低效率的资源分配及利用。法律必须赋予每个人行为自由。私法自治是自由竞争、发挥个人创造性和经济运作的最有效的手段。由此可见作为调整私人关系私法，自治是其根本特征，担保法无疑属于私法领域，私法自治在合同领域应该确立合同自由原则，即是否订立合同的自由、选择合同相对人的自由、合同内容的自由、合同形式的自由、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在现代合同法中，为实现合同的正义，合同自由虽然受到限制，但这种限制主要是针对格式条款和实力不相当的合同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合同，是为了避免合同自由演变为一方当事人滥用优势地位的自由。 　　在保证合同中，根本不存在格式条款的问题，保证人和债权人之间也很难说谁更有优势地位。而且当事人双方约定的保证期间应属合同的内容，即使关于保证期间的内容约定上存在合同漏洞，也应该先由当事人协议补充，只有在不能达成补充协议时才适用法律的补充规定，而不是直接就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且约定的保证期间长短很难说就会损害社会利益，在实践当中当保证人基于某种原因自愿为债务提供无限期的担保时（如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这时法律若强制介入适用法定保证期间，就很难说具有合理性了。 　　可见，建立在私法自治理念基础上的法律行为制度，是要伸张人格平等，尊重个人自由，推崇意思自治。反映到保证期间上，就是保证期间只能意定而不可法定。 　　 　　2.保证合同并非真正的单务合同 　　 　　如前所述，法律设置法定保证期间的目的是进一步保护保证人的利益，因为保证合同为单务、无偿合同。此理由若仅从保证合同的角度看是有道理的，民法中的其他单务、无偿合同也有类似的倾向于保护承担义务一方利益的规定。在保证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中，若单从保证合同的角度看，保证人确实是只承担义务而不享有权利，所以法律设定法定保证期间来保护保证人的利益是正确的。不能为了实现保证目的而过分牺牲保证人的利益，以免保证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