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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清前期工商管理法律制度中不与民争利思想及其表现
试析清前期工商管理法律制度中不与民争利思想及其表现
[摘 要]本文首先介绍了清代前期的统治者的具体立法思想,着重论述了清代前期上商管理法律制度中“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其次从手工业、矿业、商业税收、商人资格管理、行会和商帮的组织等制度阐述“不与民争利”的具体表现,最后得出清前期工商业政策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扶持商业、促进商业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不与民争利;手工业;税收;工商业者;富民政策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39(2009)02-0006-04
清朝经过建国之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乾隆时国力达到了鼎盛,盛世的到来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最主要的是与统治者力行“富民”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分不开的。
一、清前期统治者“不与民争利”的思想概述
顺治即位后,曾给吏部下谕旨,其中提到“榷关之设,国家借以通商,非以苦商”。康熙十一年(1672)十二月对讲学官吏说:“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深知应给民以利,让人民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国家不应过多干预。康熙的富民政策着重强调重农、富农,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但他并不反对工商富,主张农和工商相互促进,共同富裕。“民以食为天……所以藏富于民,经久不匮乏,洵国家之要务也”。他认为“商人为四民之一”,“富民亦国家所庇”。雍正是一位杰出的君主,在初登基时就指出:“国家之设关税,所以通商,而非以累商,所以便民,而非以病民也。嗣后榷关者,务须秉公,实心查验,过关船只,随到随查。应报税者,纳税即放,不得任意作弊,勒索阻窒……。”他说:“国家经费既敷,则藏富于民,俾各家给人足,乃朕之至愿也”,明确地提出“通商即所以理财,足民即所以利国”。乾隆认为经济要发展,国库要富裕,财力要充足,若把劳动人民逼得太苦,走投无路,不仅会激化阶级矛盾,迫使农民起义,而且不利于生产发展。乾隆十一年(1746)对群臣说:“立法固欲其利民,而经理当筹其善。”即制定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方便人民,利于人民谋生。乾隆四十六年(1781)对大学士阿桂说:“朕以泉货本流通之物,财散民聚,圣训甚明。与其聚之于上,毋宁散之于下,且在官多一分,即在民少一分,显而易见。”乾隆五十一年(1786)他又说:“泉货本流通之物,与其聚财于上,毋宁藏富于民。”可见,乾隆主张与民分享利润,任民自由通商以谋利,而不可以由国家独占。
这些统治者所说的“民”是与“官”相对的,它并不仅仅指“劳动人民”,而是包括地主、工商业者在内。只要不是当官之人均为“民”,“富民”就是富官员、王室之外的一切社会阶层。基于这样一种“民”的观念,统治者反对剥夺富裕的地主来富农民。康熙五十四年(1715)上谕大学士说:“张伯行为巡抚,每苛刻富民,如富民家堆积米粟,必勒令贱卖,否则治罪。此事虽穷民一时感激,要非正道,亦只为米价翔贵,欲自掩饰耳。地方多殷实之家是最好事,彼家资皆从贸易积累,并非为官贪婪所致,何必刻剥之,以取悦穷民乎?”在工商业的发展中这种富民思想就转变成了恤商、扶商的经济政策,也是清统治者对祖先重商传统的因袭,以下从手工业、矿业、商业三方面来具体论述。
二、清前期的手工业、矿业的管理措施
清代的手工业分为官营手工业和民营手工业两类,通过工部直接管理官营手工业,而对于民营手工业则限制无多。清政府放宽了对于手工业的垄断,但制造武器、铸币、供应内廷织品与瓷器等工业除外。
(一)关于手工业者的从业资格和身份
清代废除了明朝的世袭匠籍制度。“免山东章邱、济阳二县京班匠价,并令各省俱除匠籍为民”,“又除豁直省匠籍,免征京班匠价”。凡遇工程各匠有愿应役者,“按工给值”,完工后“酌路程远近,按日给以饭银,令其归籍”。并定例“凡有司官私役部民,及监工官私役使夫匠,出百里之外,及久占在家使唤者,一名笞四十,每五名加一等,罪止杖八十。每名计一日追给雇工银八分五厘五毫”。可见,清代把匠户无偿服役制改为计工给值、雇工服役制。康熙末年又开始在某些省份推行匠班银归人田亩赋税中的制度,雍正年间正式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即匠班银摊人田亩中或者地丁带征。从此对手工业者再不是单独征役了,使得“手艺贫民受益者良多”。手工业者获得了自由的身份,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
(二)大大缩减官营手工业的经营范围和作坊数量
官营织造业仅设江宁、苏州、杭州、北京四局,而不像明代那样设立中央和地方两个官局系统。对官营机构中的工匠采取雇募制度,对陶瓷、丝织等行业还免除手工业者供役供物的义务,采取所谓“惠工给值”的措施。革除明朝遗留下来的各种“当官科派”办法,“凡工匠物料,俱按工给值”,“悉照市价?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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