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科举考试在贵州变通与变革 .docVIP

试论清代科举考试在贵州变通与变革 　　内容提要：清代科举考试，在贵州推行中出现了一些与民族地区发展实际相适应之变通与变革。从变通方面来看，这是务实官员努力之结果。它不仅使贵州士人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参与全国性的考试竞争，而且促进了贵州人才流动，扩大了这种制度文化在贵州的影响力。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有识之士在贵州走上了变革科举考试的道路，使贵州考试步入了近代化的轨迹。 　　关键词：贵州科举考试变通与变革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J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4―74―77 　　 　　在贵州考试史上，清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过去，虽有学者对清政府在贵州推行的照顾政策有所介绍，但很少论及科举考试作为一种制度文化在贵州出现某种变通与变革的独特内涵。笔者拟对此进行一些梳理，以较清晰地展现这种制度文化的变化轨迹。 　　 　　一、贵州科举考试的变通 　　 　　顺治十七年(1660)秋八月，清廷派正、副主考官黄敬玑和陈祚昌到贵州主持考试，从此，贵州正式实施清朝的科举考试制度。实际操作中，清政府对于贵州科举考试内容、方法，除按全国的统一规定执行外，却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变通。而这种变通是务实官员努力争取之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统治者优待边陲士子之意。它不仅使贵州士人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参与全国性的考试竞争，而且促进了贵州人才流动，扩大了这种制度文化在贵州的影响力。 　　 　　(一)岁科、乡试、会试的变通 　　清代初期至雍正改土归流前后，由于贵州省的行政区域变动较大，学制、学额的变化也比较复杂，一些与邻省插花地区参加科举考试的地方时有变动。如原属湖广的平溪、清浪(今镇远县青溪和玉屏县)两卫，因其地理位置插入贵州省内，原参加贵州乡试、岁科两试赴贵州思州府，后又改为乡试赴湖广，岁科两试赴湖南靖州。后因到湖南路途遥远，这两卫学子文化水平不如湖广，考中者极少，以至两科渐无人参加考试。康熙二十七年(1688)应巡抚田雯的奏请，清廷决定这些地方的人仍参加贵州的乡试和院试。这是针对考试地理位置所进行的调整。 　　清代乡试实行分省定额录取，数额根据各省的贡赋和人文情况而定，并随各省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顺治十七年，贵州省乡试名额仅20名，为各省乡试名额中最少者。康熙三十年(1691)春三月，河南道御史王承祜向清廷上《疏题贵州会试分卷事例》，指出会试分南、北、中卷，原为因地取才，但行之既久，势不能均平。清廷采纳其意见，同意贵州准与广西以中右分卷，名额增为30人。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刘荫枢又疏请增加贵州乡试名额，称“贵州人口日盛，乡试仅中三十名，美不胜收，难以劝兴多士。近科会试，贵州与广西同编中右，而贵州中试三名，广西只一名，是人文不下广西，而乡试额比广西少十名，不无偏枯。恳请圣恩将贵州中额与广西同为四十名，则边方人士倍加鼓舞矣!”朝廷将此疏“下部议”后，同意贵州增加乡试名额六名。雍正七年(1729)闰七月，礼部议复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的奏书称：“贵州省原辖八府，四十州、县，每科乡试，额取文举人三十六名、五经二名、武举二十名。近于四川、湖南省内将十三州、县改隶贵州，赴试人数较多，加中文举人六名，共四十二名；武举三名，共二十三名。”此后名额更增至文举四十五名、武举三十三名。 　　会试时间，清初为二月。雍正五年(1727)，由于春季闰月，“二月节候，天气尚寒”，试改在三月进行。乾隆十年(1745)，考虑到二月“天气尚未和暖”和“各省俱须复试”等原因，将会试日期定在三月，遂为永制。会试分为三场，初九日为初场，十二日为二场，十五日为三场。后又因贵州地处边远，清政府从李端?彼?议，同意给予来自贵州的考生坐驿马进京赶考的便利。时值选拔之年，士多寒峻，乃偕总督刘岳昭、巡抚岑毓英，合词请援滇黔两省举人会试例，给火牌驰驿至京，得旨准如所请。嗣后滇黔优贡拔贡赴京朝考，得给或是牌驰驿，实自端菜建议始。” 　　清政府还比较注意对文化落后的边远地区士人以照顾，在省内专门划出名额，另编字号专门录取这些地区的士人。各省乡试中额是：贵州40名，山东69名，其中耳字号3名……各省副榜各视正榜，每举人5名取中1名，但是增加的乡试录取名额中不能增加副榜名额。较分省定额录取，这种在一省之中再定额录取的办法能将对待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士人的优待政策落到实处，体现朝廷“加惠边陲士子至意”。正是任职于贵州的地方官务实和努力，贵州乡试数额才不断增多，参考者取得了一定应考便利。 　　 　　(二)“明通榜”的推行 　　清代科举考试在全国推行过程中，对边远省份实行了“明通榜”的政策倾斜。明通榜始创于雍正朝，而推行于乾隆朝，它是会试榜后再行公布的录取榜。“明通榜的推行，恰逢清朝鼎盛时期，无疑是盛世的产物。”明通榜之设，最初只针对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