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寒夜之时代新女性解放表层特征和深层内蕴.docVIP

试论寒夜之时代新女性解放表层特征和深层内蕴 　　摘 要： 巴金在长篇小说《寒夜》中塑造了一个赢得解放的、性格丰满的时代新女性――曾树生，其丰富了我国现代小说人物画廊中的女性形象。可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曾树生解放的力度和深度却有待进一步开掘，其获得的仅为表层特征的解放，对男权文化的依附才是深层内蕴。在其身上弥漫的不过为妇女解放的些许泡影，虽然灿烂夺目却带有虚幻性。 　　关键词： 《寒夜》 女性解放 表层特征 深层内蕴 　　一、曾树生在爱情、经济方面获得解放的表层特征和深层内蕴 　　（一）曾树生“爱情独立”的表层特征和深层内蕴 　　巴金言：“把一个典型人物的特征表现得最清楚得并不是他的每日的工作，也不是他的讲话，而是他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他的爱情事情。”[1]曾树生是一个受过新思想洗礼的人，在爱情上，她敢于打破传统习俗的束缚，而无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金科玉律，与男主角汪文宣在没有举行任何婚姻形式下毅然结合。可以说她自主选择了个人婚姻，赢得了“爱情独立”。两人的结合建立在“教育事业”等共同信仰的基础上，但八九年之后，昔日理想化为过眼云烟，爱情臆造的泡沫终被现实戳破。曾树生失去信仰保证的“爱情独立”，蜕化为一张敷在脸上的缺少营养的薄膜，而薄膜之下是对“爱情独立”的怀疑与背叛。 　　曾树生没有法律保证的婚姻，一方面成了汪母对其肆意凌辱的口实，另一方面成了汪文宣无法约束妻子的一种遗憾与追悔，特别是当他无意中发现妻子与另一男子有暧昧关系之时，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他们中间只有同居关系……她始终有完全的自由”[2]。汪母始终对曾树生与儿子的自由结合持反对态度，这是其作为婆婆的父权立场及对儿子的过度性保护的结果。汪文宣对无法用法律约束妻子的遗憾性表述，是由其身上残留的封建夫权阴影作祟之产物。在两下夹攻之下，曾树生的“爱情独立”未经住无垠时间、残酷现实的摧残而最终塌陷，其婚姻的解放仅限于对传统婚姻表层特征的“颠覆”，即选择与汪文宣婚前同居及组织家庭时不履行婚姻程序等。她最终选择离开家庭之后，尽管摆脱了丈夫因懦弱而滋生的焦虑，躲过了婆婆时时抛出的由嫉妒、仇恨、谩骂混合而成的利剑，但又陷入了作为男权符号人化的陈主任之泥淖，欲脱身而出，却又无比依恋。对男权世界的依赖，仍是曾树生“爱情独立”无法摆脱的深层内蕴。 　　（二）曾树生“经济独立”的表层特征和深层内蕴 　　在经济上，曾树生是典型的现代职业女性，尽管被歧视为“花瓶”，却支撑家庭的正常运转，可以说她赢得了“经济独立”。这只是其“经济独立”的表层特征，深层内蕴却是以色相向男权文化的屈服，如张爱玲所言“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3]。曾树生虽不满于被人称为“花瓶”，但又不舍“花瓶”位置。她是一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觉醒的新女性，而到了四十年的独特时空环境里，“时代早已不像‘五四’时期那样青睐女性的命运，女性和个性一起被时代遗忘了，没有什么人像‘五四’思想先驱们那样留心一下：出走的‘娜拉’们走到了哪里？未走出的在家庭这个角落里是如何生存的？女性的命运和当年一起高呼的个性解放、民主自由一道被再次抛入了历史的遗忘谷”[4]。历史的更迭促成人物现实处境的变迁，致使人物性格矛盾重重，以致最终演变为人性的荒谬。 　　曾树生欲获得经济独立，但现实却敲碎了她的幻想，她不得不靠身体即“花瓶”去依附男权世界。“所谓的‘花瓶’，就是摆设用的。每天上班，工作并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说会笑，让经理、主人们高兴就算尽职了，收入不会太少，还有机会找人帮忙做点投机生意”[5]。但曾树生“她并不愿意做‘花瓶’，她因此常苦闷、发牢骚。可是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了避免吃苦，她竟然甘心做‘花瓶’”[5]。可见“花瓶”是曾树生赢得“经济独立”的一种手段，是向男权世界的变相屈服，她不过利用了优势的身体条件，侥幸谋得了生存空间。 　　二、曾树生未获得爱情、经济方面彻底解放的根源 　　（一）以汪母为代表的父权文化的强大挤压 　　巴金言：“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剧的主犯是蒋介石国民党，是这个反动政权的统治。”[5]但以汪母为代表的父权文化的挤压，却承载了不容忽视的戏份，毕竟家庭一向是女性主要的或唯一的生活领域。 　　曾树生与汪母的关系如针尖对麦芒，巴金言：“我不会赞扬这两个女人，相反，我用责备的文笔描写她们，但是我承认我的文章里常常露出原谅和同情的调子。”[6]汪母认为曾树生瞧不起她，“因为她觉得她能够挣钱养活自己，我却靠着你们吃饭”[2]。曾树生对汪母的态度是“我只有可怜她”[2]。在曾树生眼里，这是一个心理畸形变态的婆婆，她时常骂自己为儿子的“姘头”，反衬个人是汪家明媒正娶的合法媳妇。但这婆媳俩儿，“实质上代表着新旧两代人，代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取向。他的母亲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