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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言文教学争论实质 　　中学文言文教学是否要加强，最具体的体现形式就是语文教科书中文言选文的比重是否要增加。而文言选文比重增加与否，则会影响语文教学内容。当然，文言选文比重增加还涉及到选怎样的文言文，怎样教这些文言文等问题，但首当其冲的是语文教科书中现代白话文的比重。中学阶段的语文课程对于一个学生的长远发展有着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母语教育是学生将来进一步发展的根，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根。语文课程必须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根据社会、学生和课程的发展需要，我们知道中学语文课程首先和主要的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现代语文素养。既然如此，有大量的现代白话文可选，为什么还有人主张要选取大量的文言文，甚至有专家主张“小学和初中阶段讲古文，或者至少三分之二的课文选用古文”。这不只是语文课程内部的问题，更包括语文课程在内的整个教育受外界因素影响的体现。实际上，不但文言文与现代文之间的比重是教育受外界因素影响的反映，而且即使是全部的现代文，也同样是外界因素的影响所致。 　　知识永远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知识本身都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要求，同时知识也是受价值引导的，而且，知识在传播过程中是受权力因素制约的。“‘知识’与‘权力’是不可分割的，知识不缺乏权力，权力也离不开知识。”作为典型人文学科的语文课程知识更是如此。教育社会学理论认为，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反映着社会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社会统治阶层总是对所有知识进行选择，选出与自己意识形态相符的知识作为课程内容。这种对知识的选择旨在实现社会统治阶层的社会控制。课程内容在更抽象的意义上体现着社会对其未来成员的控制，而使课程内容教材化的教科书则非常具体而又明显地体现社会对学生的控制。“教科书……选择什么、舍弃什么、如何组织和呈现等等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交叉有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背景。从本质上说，教科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抉择，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从知识的价值性和社会性，我们可以明白，人们在对中学文言文教学进行争论时，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当前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来建设将来的中国，将来的中国需要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并不仅仅是表面上人们所认为的只是讨论如何更有效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如果说从理论上来看是这种认识比较模糊，那从实践来看可以认识得更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解放前章士钊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是如何处理中小学语文课程中的文言文教学的。1925年10月底，时任教育总长的他一面压制学生运动，一面提出“尊孔读经”、“读经救国”的主张，教育部在全国发起了“读经运动”。而与此同时，教育界要求废除读经的呼声则高涨。章士钊却逆潮流而行，要求初小自四年级起即读经，一直到高小毕业止，比原来只要求高小读经还早一年。而在他之前的袁世凯同样也是典型。章士钊的政治目的和他强调加强中小学文言文教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显示了中小学文言文教学与培养什么样的人之间的紧密联系。至少其中显示了中小学文言文教学的加强比现代白话文教学的加强更有利于加强对中小学学生的思想控制，更能有效地对学生实施道德教育，并且这种道德教育侧重于中国传统道德教育。 　　20世纪末21世纪初掀起的这次中学文言文教学大讨论，虽然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语文教学的批评不无关系，但这场对语文教学的批评引起人们对语文课程的性质重新加以审视：语文课程不仅只具有工具性，而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但是这场批评虽然是针对语文课程的，却不是从语文教育界内部开始的；同时，这种批评更多的也与社会的整体环境有关。语文课程是与人的发展关系最密切的，社会整体环境的不良，学生整体素养的欠佳，人们首先怪罪于语文课程，认为当前社会风气的不良与语文课程中文言文太少有关。诸如不讲真话，人们总认为是由于语文教学中不让学生讲真话导致的，却没有意识到语文教学中学生不讲真话的源头是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语文教育却不能不承担责任。这说明了语文教育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语文课程人文性的强调是当前提倡多读文言文的因素之一。同时，这种提倡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界研究的主流不无关系，与全球化这一背景也有很大关系。所有这些方方面面都成了人们主张加强文言文教学的潜在因素。在记者问及语文教育回归传统的原因时，郑国民先生认为，读经回潮和“国学热”近年的兴起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国人在经济发展中寻找民族自信，中华文化面临其他文化冲击的本能反应，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取向问题等等；让学生背诵经典源于对语文教育的重新认识。而儿童经典导读中心的刘克苏博士则谈到，他们提倡读经的主要目的在于道德的重建。郑先生对当前“读经潮”出现的原因和刘博士关于提倡读经的目的的看法，道破了众多倡导青少年学生读经者的心声。而主张加强中学文言文教学，增加中学文言文的比重，便是中学语文教学对语文教育回归传统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