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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言文两略 　　文言文的“两略”，指文言文具有简略和省略两方面的特点，文言文的“两略”既可能是文意的，也可能是语法的。 　　现代汉语时代，文言文陷入难读、难教的困境，成为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瓶颈，近几年再次引发教多少、学多少乃至应不应教、应不应学的争论，各方观点针锋相对，激烈交锋，形成“五四”之后新一轮的“文白之争”。 　　其实，无论从汉语言应用还是从中国文明的传承与发展看，文言文的重要性都无庸置疑，2006年发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以国家规划的形式要求“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官方正式确认了文言文的重要性，算得上为新一轮的“文白之争”画上了句号。 　　文言文教学的难与不难，关键是能否把握文言文的特点和规律。作为文言文重要特点和规律之一，文言文“两略”，教学共知，但却未在教学中予以整体强调。笔者认为，文言文“两略”生发和决定了文言文的诸多特征，提纲挈领，突出“两略”，形成总体与系统认识，有利于文言文的教学。本文试就文言文“两略”的成因、表现、影响和应对进行探讨。 　　 　　一、“两略”的成因 　　 　　作为不可忽视的因素，文言文的“两略”与语言自身的发展关系密切，但语言自身的发展不是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作为人类思维和交际的工具，三千年前的汉语口语虽不说丰赡，但较之贫乏的汉语书面语，最初的汉语口语已能胜任语言的工具作用。撇开语言自身规律，文言文“两略”还有客观的技术原因，即书写的工具、材料、载体制约了语言的发展，导致口语和书面语殊途同行。 　　书写工具和材料，特别是载体的先天不足、滞后发展，对文言文“两略”特点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从口耳相传、结绳记事到著之竹帛，书面语载体经历了陶、甲骨、青铜、石、玉、竹简、木牍、缣帛到纸张的变迁，成本低廉、使用便利的纸张的出现是两汉的事，但直到东晋，朝廷出面干预，下诏指出，“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太平御览》卷605）纸张才逐步取代简牍和帛书，而纸张真正普及则延后到隋唐五代。 　　纸张成为文言文的主流载体，解决了原有载体成本与容量、体积与重量等方面的缺陷，文言文的书写、装订和携带变得容易，文言文的印刷有了可能。顺理成章，宋元以后，许多文人开始有条件自觉不自觉地利用白话文创作小说、戏剧等市民性文学作品，三千年文言书面语与口语并行不悖的路子，延续到20世纪“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开展而告终――白话文终于战胜文言文。梳理文白同行的脉络，从先秦、隋唐、宋元到“五四”，革除了“两略”弊端，表达更为清楚完善的白话文的出现，与纸张“飞入寻常百姓家”密不可分。 　　 　　二、“两略”的表现 　　 　　文言文以极少的文字，表达丰富的内容，与现代汉语形成鲜明对比。即便到了纸张开始普及的唐宋时期，文言文的精练仍十分突出，以唐柳宗元的《临江之麋》为例，全文仅122字，却有着引人入胜的曲折情节，蕴涵发人深省的哲理；宋欧阳修“逸马毙犬于道” 的斟酌锤炼更是人所共知，简练而又生动传神。 　　就语言本身而言，与现代汉语相比，文言文的简略与省略具体表现如下： 　　（一）简略 　　1.单音词居多 　　文言文中，单音词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越是早期的文言文越如此，字义一般就是词义，《诗经》中单音词占总量的90.8%，《左传》中占89%，《史记》《尔雅》中占80%。联绵词之外，许多貌似疑似双音词实质都是单音词组合，也就是短语。例如：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呼人。《易?革赴》 　　璧有瑕，请指示王。《廉颇蔺相如列传》 　　其中的“革命”“指示”是短语，而不是词。 　　2.词类活用 　　某些实词在一定语言环境中临时用做其他词类，具有临时词汇意义和语法功能，这是古汉语的词类活用现象。古汉语常见的词类活用，有名词用作动词，名词作状语，动词、形容词用作名词，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的使动用法、意动用法，数词用作动词等等。 　　文言文中，有些极端的词类活用现象，如“为”读作阳平，做动词用时，可谓面目全非，丧失自我，词义完全随语境变化，极其灵活。 　　3.代词的大量使用 　　起代替、指称作用的代词，有助“略”的实现。古汉语同样有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但与现代汉语相比，古汉语代词更复杂，使用更普遍，比如，指示代词里，无定、复指、谓词性、辅助性等代词都是现代汉语未见或少见的；再比如，文言文的人称代词没有单复数之分，类似英语第三人称单复数同形，正体现了文言文的“略”。 　　4.通假字 　　通假或假借，无论作为造字法，还是用字法，从正面意义上讲，对文言文“略”风格的形成都是有益的。 　　5.助词和倒装 　　文言文没有现代汉语那样完整的标点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