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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孟子生命诗性乐境论 　　[摘 要] 孔子开创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并开启了儒家美学中的生命诗性乐境论,即个体生命完满实现“仁”时所生成的诗性境界。孟子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他继承孔子的生命诗性乐境理论,从“善、信、美、大、圣、神”六个层面,层层递进地进行论述和深化,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关键词] 孟子;大体;小体;性善论;生命诗性乐境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1-6639(2010)02-0023-06 　　 　　 孔子的人格审美理论是他的人格论的逻辑延伸。他所说的人格美,就是个体生命完满实现“仁”时所生成的诗性境界,或者说是生命之诗性乐(lè)境。而由孔子开创的儒家人格审美理论发展到曾参、子思阶段时,已被他们作了进一步的逻辑展开。当历史行进到战国中期,孟子则把子思思想中尚且含糊的人性倾向明朗化,高扬起 “人性本善”的旗帜,在继承曾子重视“心正身修”的思想上,着重发展了其中之“修心”理论,且“心”与“身”构成了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上升为其思想体系中重要的哲学范畴。由此,孟子对儒家的人格审美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哲学提升。下面我们先从孟子的两段言论中去寻找其人格审美理论的依据: 　　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啐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1] 　　朱熹在其《四书章句集注》中对此段言论如此解释:“上言所性之分,与所欲所乐不同,此乃言其蕴也。仁义礼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发见也。?B然,清和润泽之貌。盎,丰厚盈溢之意。施于四体,谓见于动作威仪之闲也。喻,晓也。四体不言而喻,言四体不待吾言,而自能晓吾意也。盖气禀清明,无物欲之累,则性之四德根本于心,其积之盛,则发而着见于外者,不待言而无不顺也。程子曰:‘?B面盎背,皆积盛致然。四体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于天者,则不以是而有所加损也。”[2]此即表明植根于孟子性善论与性善修习论的人格审美体验境界是现实地实现了“仁义礼智”之后的人格境界。《孟子?尽心下》又记载: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3] 　　对于此段言论中所论及的“善、信、美、大、圣、神”,朱熹注:“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恶者必可恶。其为人也,可欲而不可恶,则可谓善人矣。凡所谓善,皆实有之,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是则可谓信人矣。张子曰:‘志仁无恶之谓善,诚善于身之谓信。’力行其善,至于充满而积实,则美在其中而无待于外矣。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则德业至盛而不可加矣。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无复可见之迹,则不思不勉、从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为矣。张子曰:‘大可为也,化不可为也,在熟之而已矣。’程子曰:‘圣不可知,谓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非圣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4]可见,孟子六层递进的人格境界的落实处还是在他的人格论,而其人格论的立足点仍是儒家之“仁”。由此,他评价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朱熹注:“盖在善信之闲,观其从于子敖,则其有诸己者或未实也。张子曰:‘颜渊、乐正子皆知好仁矣。乐正子志仁无恶而不致于学,所以但为善人信人而已;颜子好学不倦,合仁与智,具体圣人,独未至圣人之止耳。’”[5]由朱熹的注解可见,孟子和浩生不害的对话说的其实是一个理想的人格应该具备的六个层面上的品格:其一“善”;其二“信”,为实用和道德伦理上的要求;其三“美”;其四“大”;为心灵美和行为美层面上的要求;其五“圣”;其六“神”,就达到了不是一般的知识、理性、技术等层次,而是进入一种出神入化的美学境界了。故朱熹引尹氏注,曰:“自可欲之善,至于圣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扩充之至于神,则不可得而名矣。”[6]孟子确定这六个等级的标准是“仁义”。下面我们试将孟子人格审美体验的六层“生命诗性乐境”分而述之。 　　 　　一、“理、义之悦我心”――“善 ”之生命诗性乐境 　　 　　对于“善”,孔子曾提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说明人仅知善之可贵未必肯积极去追求,能“好之”才会积极去追求;仅好善而加以追求,自己犹与善为二,有时不免因懈怠而与善相离,只有到了以善为乐,则善已渗入己身。子思学派则继承并发扬了此观点,说“于乐处便是诚实为善”,此时行善与得乐浑然一体,认为当伦理规范的实行成为个体情感的自觉要求及其满足,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孟子则换了另一种表述的方式,认为人如果能够只追求符合仁义的东西(“可欲”),那就是“善”。朱熹则立足孟子的观点,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