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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学术嬗变中教育创新 　　[摘要]“学”、“术”源于经验和模仿，与“必然之例”、“可成之功”相应的“学者”(“文人”)、“商人”(“工匠”)，预示着“体用”在中国社会阶层中的“两分”。呼应西方“学术”统一―分离―再统一的历史轨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趋向呈现为“学术分校”、“文理通科”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逻辑起点和评判依据主要侧重于实用功能。西方文化创新和科学发展的社会细胞是“沙龙”及“咖啡馆”，并演化为近代学术团体与期刊等创新平台。整合教育创新的文化资源，强化学术发展的心理动因，培育“无形学院”的物质土壤和精神氛围，使学术的三重功能内化为人的生命需要，这是新时代学校教育的使命。 　　[关键词]学术；嬗变；教育创新 　　 　　一、“学”、“术”渊源考析 　　 　　“学”本作“?W”，像双手构木为屋形。后作声符，加“子”为义符。《说文解字》释“学”曰“觉悟也”，在“发蒙”或“学习”的意义上释“学”，因此被渐次引申为“学说”、“学问”。“学”是通“效”的，其含义为：第一是仿效学习；第二是学校；第三是学问、学术和学派。可见，“学”与“技”是分不开的，仿效是对人的实际经验的模仿，从中可以看出“学”的内涵在起始阶段偏重于“术”上面。 　　《说文解字》释“术”曰“邑中道也”，讲的是“路径”或“手段”，多被引申为技能、技艺、技术。“术”有五方面的含义：第一是古代城邑中的道路，如左思《蜀都赋》：“亦有甲第，当衢向术”；第二是手段、策略，《韩非子?定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第三是方法，如孟子所说的“教亦多术”；第四是学术、学问；第五是技能、技巧。从中也可看出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演化过程。 　　英文“学术”(academic)一词的含义除了“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外，还包括两个特点：(1)与学院有关；(2)非实用性。Academic一词源于academy(柏拉图创建的高等教育学校)，在这种学校里，人们探索哲理、从事学术，并无其他实用目的。 　　“学”与“术”本是一家，“学”扎根于“术”的基础。《说文解字》：“士者事也。”在甲骨文中“事”作“气”，表示手拿东西插入土中，显然指耕作，可见最初的“士”是农民。到了周初，开始选一些精壮的农民做甲士，但他们不是职业化的，平时还是农民，打仗时才作为军队中的基层骨干。春秋时代，随着封建制的崩坏，“士”阶层渐渐脱离农耕，专事打仗，成为纯粹的武士。春秋中期以后，随着诸侯国被灭，多数贵族没落并变为平民。这时的知识阶层渗入社会底层，史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于是“士”的意义又有转变，除了原有武士的含义外，还包括文士。 　　《说文解字》释“孰”(六艺中“艺”的古体字)，左边是土，右边是手的动作，表示的也是种地。儒者对“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像农夫种地一样，只不过对象不同。《辞海》对“艺”的解释，第一是种植，第二是才能，第三是准则。从这三种释义里可以看到，“艺”最初是指具体的动作，其次是从动作引申出来的技能，最后就成为准则、标准、学术了。它也是遵循了由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路径。 　　 　　二、“学”、“术”的分离与嬗变 　　 　　梁启超在《学与术》中指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并认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严复在为《原富》译本所作的按语中亦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关于“学”、“术”的分离，李约瑟认为，由于商人受压、不得志，所以导致近代科技在中国受到抑制。此外，还有一个贯穿所有时代、所有文明的老问题，就是“劳心”和“劳力”的对立――在希腊是theoria和praxis，在中国是“学”和“术”。他认为，在所有的社会中，两者都很难统一，但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应该手脑并用。 　　商人为何被歧视?因为他们从事具体职业；但同样是具体职业，中国文吏的社会地位为什么很高?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只是一种社会伦理政治学说，包含“学”与“术”两部分，到汉代则有了“经学”与“儒术”之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专制社会的统治思想，其发展以“经邦治国”为依归。由此儒学与统治术结合，作为一种“治国之术”被统治者看中并加以推崇和利用，儒学遂走上重“术”轻“学”的道路。 　　陈东原认为，汉代儒生地位不如文吏的原因在于其学问与治事的两分，即体用在儒生身上发生了分裂。顾颉刚则认为，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一个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的目的；做学问不要考虑实用，这是治学的关键。当年章太炎攻击今文学家通经致用的传统，推崇古文经学讲求学问，顾颉刚始终信守其“薄致用而重求是”的观念，遗憾的是章太炎自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