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合法性影响.docVIP

试析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合法性影响 　　摘要:本文对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文化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并从政治文化的结构出发,分析了政治文化对政治合法性的作用。在这个逻辑起点上,重点分析了儒家文化在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上对政治合法性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政治合法性;儒家文化;政治文化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政权稳定起着核心作用,因为他表明了一个政权是否得到公众的认同。政治文化直接影响着判定政治合法性的价值标准以及国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程度。因此,本文力图从政治文化的结构出发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到当代中国儒家文化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依然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儒家文化一般都被认为是与当今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相异质的一种文化,对政治合法性的作用是消极的。本文将对这部分理论进行探索,力图作出更具有实践性的判断。 　　一、政治合法性概念 　　合法性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最早出现的是“legitimus”,词典意思是指“符合法律的”、“与既定规章、原则、标准相一致的”、“符合逻辑的”、“正当的”等。在早期的使用中主要应用于司法领域。现代的“政治合法性”一词是由德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思#8226;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确立的。他认为,合法性就是促使人们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任何群体服从统治者命令的可能性主要依据统治系统的合法化程度。韦伯从经验事实的视角出发,认为合法性不过是对既定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即人们对享有权威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一部分学者主张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他们把某种永恒的美德、正义作为合法性的基础。一种统治是否合法,不依赖于大众对它的相信、赞同或忠诚,只要它是符合永恒的美德、正义的,即使它得不到大众的赞同和支持,也是合法的。德国的哈贝马斯指出了经验性解释和规范性解释的不足,认为两者结合起来,强调的是符合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1]因此,政治合法性包含两个要点。(1)“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2]这种价值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并符合大多数阶层的利益,兼顾被公认的价值理念,如公平、正义、民主等等。(2)政治精英和大众对现行政权确立的价值体系的认同,从而拥护、支持政府。显然,这两方面是相互促进的。政府通过政治社会化将被认可的价值内化为大众的政治价值观,使大众价值观对政府价值体系产生共鸣,达到同一性。同时,这种价值认可又进一步强化“被认可的价值”。显然,政治合法性的归根就是“认同”:对政治制度价值观的认同,对现行政府的认同。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8226;伊斯顿将合法性的源泉归于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三方面。意识形态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责任,它有助于培养系统成员对于政治权威和体系的合法性情感。结构意味着政治系统的掌权者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和典则规范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个人品质意味着凭借执政者的个人品质而赢得系统成员的信任和忠诚。[3]相对来说,结构和个人品质所达到的政治合法性往往产生于一个政权的建立初期。而个人品质所带来的集体认同一旦达到极端,不仅不能带来政权稳定,还可能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如希特勒领导的德国就是典型。而意识形态对政治合法性来说就比较复杂。受到传统、习惯、种族文化、全球化的影响,各种文化互相碰撞,造成大众心理层面的波动,也容易引起政治合法性危机。 　　二、政治文化与政治合法性 　　恰如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一样,政治文化的概念也很难确定。美国的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系统》一书中,提出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形成了一定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一概念进行了跨国文化研究:公民文化。指出政治文化就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4]美国政治文化研究专家派伊认为,政治文化的累积性的取向构成,包括人民对政治权力行使方面的有关行为、问题和决策的认识;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的政治信念,人民评价政治行为时采用的道德标准和能力判断尺度等。[5]那么,政治文化就是人民对政治系统和政治发展的态度。这基于公民的政治认知水平、政治情感和政治参与水平。 　　下面,本文尝试依据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有机构成因素,来论述政治文化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从政治认知方面讲,政治认知是政治主体对于政治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活动及规律等方面的认识、判断和评价,是政治主体对于政治合法性与否的直接价值判断的源泉。个体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对政治事件的认识,什么样的政府是合法的,什么样的政策是合乎价值规范要求的……这些认识将成为个体判断政府行为能力和对现行政府态度的直接依据。从政治情感方面讲,政治情感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中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等方面所产生的内心体验和感受,是伴随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