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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保守主义合理性 　　摘 要: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问题上,章太炎在来势凶猛的民主浪潮中发出建立权威政治的呼声,但是回应者寥寥无几,主要原因是他逆民主时代之潮流而发此自鸣。从对权威政治的解读、我国的政治文化、当时的经济背景、国民性以及东南亚权威政治的实践等几个方面考察,笔者认为章太炎的“权威政治”思想并非一无是处,有其合理性。 　　关键词:新保守主义;权威政治;政治文化;国民性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123-03 　　 　　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纷纷解体。与此同时,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亦在重构之中,只是这一重构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建立在一代又一代人对梦想的追求与探索基础之上,章太炎便是其中的一位。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争议人物,他的一些思想因未迎合时代主流而遭到时人的不解与讥讽、今人的不屑与责难。只要重新审视他的某些思想,便会发现那是一份被人忽视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本文从政治转型出发,阐述其“权威政治”见解的合理性。 　　一、章太炎的“权威政治”思想 　　辛亥革命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政体寿终正寝。在寻求新国体过程中,中国知识界展开了激烈争论。在经受西方文明的屡次挑战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西方的富强之基在于民主制度。于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主义者主张移植此种制度安排,以迅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主张成为辛亥革命后的主流思想。 　　对于孙中山等人的主张,章太炎不以为然。章太炎认为,推翻了作为封建主义最高象征的满清王朝,并不意味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必然确立。他从我国缺乏民主选举的条件、国民素质不高、经济发展不平衡、实施西方民主政治易导致地方割据,以及对西方民主政治政治模式弊端的认识等因素分析入手,认为我国不应以建立西方的政治模式为目标,而应以我国的具体国情为基础,建立“权威政治”体制,追求“精英民主”。这种体制的特点是: 　　第一,相对于代议制的“普遍的参与”,““精英民主”属于一种“有限地参与”[1](P355),即政治的参与权只限于社会的精英阶层。而普通大众则被排除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章太炎认为,普通大众不具备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素质,如果政治大门对他们开放,那么政治的运行就会失控,社会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章太炎所创设的“精英民主政治”,乃是中国传统的“官僚政制与西方“分权学说”相互融合的产物”。[1](P356) 　　第二,这一政体主张旨在加强中央的权力,建立一个以一人或一组织为代表的权威政治秩序,强化中央对地方的统治。章太炎认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国家各项政令、建设得以顺利贯彻和实施的保障,“只能仿效法国拿破仑式的“帝制”(专制政治),建立一个拥有高度“权威”的强有力的政府,如果建立一个向英国那样的以“代议制”政府为表征的“宪政政治”,只会导致“发政益濡缓无期”[1](P359),延误中国的改革进程。章太炎所主张的“权威政治”并非中国传统的至高无上的中央集权式的“权威政治”,“由于它与制度化的分权体系相结合,由于它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范围之内进行的政治运作,所以它便不可能流入传统的‘绝对主义’的专制王权。”[1](P360)“权威政治”的基础是西方的分权学。 　　二、“权威政治”的合理性 　　(一)对“新权威主义”的认识 　　“权威主义”即权威政治,是相对于极权主义而言的。[2]最早提出“权威主义”这一概念的学者是20世纪30年代的沃格林等人。之后,萨托利、尼安#8226;林茨、吉尔、莫#8226;奥唐奈尔等人不断赋予权威主义新的内容,并将其广泛运用于对拉美洲、南欧等一些国家的研究。 　　对“权威主义”的含义,学术界有过不少研究,但是没有明确的界定。美国学者珀尔马特将其称之为“现代权威主义”,亨廷顿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吉尔莫#8226;奥唐奈尔称之为“官僚权威主义”,中国部分学者称之为“精英权威主义”,部分学者称之为“过渡性权威主义”。 　　综合以上观点,“新权威主义”(且以亨廷顿的称法为名)是这样的一种政治形态,“一种政治权力集中于少数寡头集团,借助代议制形式以及其他国家工具严格控制各种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如政党活动‘利益集团的活动、社会运动,以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意识形态或政权形态。”[3]这一形态具有过渡性、暂时性,介乎于西方民主统治与传统集权政治之间,“既有非民主和非集权的一面,又有类民主和类集权的一面,它通常产生于传统的专制政治,因而既有传统政治的因素,又有现代政治的因素,这一基本特征体现在权威政治的全部政治生活中。”[4]与传统的极权主义相比,“新权威主义”有以下的特征。第一,新权威主义建立在社会已步入现代化的路途之中,以追求现代民主、经济发展为目标。第二,它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