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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县制下国民教育专制统治强化 　　摘要：20世纪40年代实行的国民教育是国民政府为了配合新县制，实行的一种融合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为一体的特殊教育。新县制下的国民教育在组织上实行三位一体和四位一体；在政策的推行上实行政教联系；在学生的培养上实行训育制度，在学生组织实行保甲编制；同时对于小学教员加强其思想统治，组织国民教育研究会，介绍其加入国民党。这些政策的实施，都大大强化了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 　　关键词：新县制； 国民教育； 专制统治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6)12-0064-03 　　 　　1939年为“唤起民众，发动民力，加强地方自治组织，促进地方自治事业，以奠定革命建国的基础”，[1]国民政府开始实行新县制。教育部和新县制配合，订定《国民教育实施纲领》，要求每乡镇设一所中心国民学校，每保设一所国民学校，包含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1940年3月公布施行。新县制下的“国民教育”，是一种以全民为对象、以强迫的形式、融合保甲和自治于一体的、以加强专制统治为目的的一种政教合一的教育制度。但是目前的研究却涉及不多，笔者试就此问题作一简单的探讨。 　　 　　一 　　 　　国民政府从组织上加强其专制统治，实行三位一体和四位一体。三位一体始于1934年的广西，内容为村街或乡镇长兼任民团队长及校长――职位的三位一体；公所、队部、学校同在一处办公――机关的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制度的实施，在广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在实施新县制时，蒋介石就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国。可以说“新县制的立法用意，与广西基层组织的根本精神，完全相同”。[2] 新县制下的三位一体是指乡镇保长、中心及国民学校校长、乡镇保壮丁队队长由一人担任，同时中心国民学校和国民学校的教员兼任乡镇公所和保办公处的干事。各乡、镇、保负责人，在行政上是乡镇、保长；在教育上是乡、镇中心学校校长和保国民学校校长；在军事上是乡、镇、保壮丁队队长。以政治的力量推动教育，以教育的功能改革政治，做到政教不分，文武合一。三位一体制的推行，经济上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行政效率上一人兼三职，避免了政策执行中的冲突和内耗。事实上，三位一体的意义远不至此，“其实……乡(镇)村(街)长兼基础学校校长兼民团后备队大队长是三位一体制的一个涵义”，但是乡(镇)村(街)长加基础学校校长加民团后备队队长不像数学公式一样简单的相加就等于三位一体制，而应该是“乡(镇)村(街)长+基础学校校长+民团后备队队长≠三位一体制；乡(镇)村(街)长+基础学校校长+民团后备队队长乡(镇)村(街)长+基础学校校长+民团后备队队长”，三位一体只是体制上的表现形式，真正意义在于“集中权责，联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多部门的工作，以助成各种建设事业”。[3]也就是蒋介石所说的“以教育为方法，达到革命建国之目的；……以全体民众为对象，以社会为学校，以实际上一切事物现象为教材，注重训练国民如何做人，如何办事”，改变过去那种“在很多地方，有学校设立多年，而其左右前后之民众，还是不当兵，不纳税，不实行新生活”的状况。[4]三位一体制发源地的广西省要求，强化这种制度，“今后运用三位一体制，要把权责集中，尽量发挥国民基础教育的功能，辅助政令军令的推行”。[5]这样国民教育就完全为配合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而进行。 　　四位一体则是和三位一体紧密相连的，指的是“管教养卫”，以教为中心。可以说四位一体就是三位一体的扩展，“管”指的是乡镇保长，“教”指的是中心国民学校和国民学校的校长，“卫”指的是乡镇保壮丁队队长，养则指在这三者之外的乡镇保合作指导员。国民政府的四位一体理论，是一套包含了丰富内容的政治哲学。国民政府从孙中山的政治理论中发展了新的以封建专制统治为内涵的专制理论，孙中山说：“中国古之治理，教养兼施，后世退化，政府则委去教养之职务，而任人民各家自教自养，政府只存一消极不扰民者为善政矣”；他认为地方自治团体，“不止为一政治组织，亦并为一经济组织”。国民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孙中山的地方自治理论，认为地方自治就是“保民理民，教养兼施”，而“保的意义……是卫，理的意义是……管，所以总理的地方自治，实在就是以管教养卫为其最高政治哲学的”。[6]把孙中山以直接民权为内涵的地方自治歪曲为一套封建的政治哲学。蒋介石则更是直截了当的提出：“管教养卫”四个字，要完整的应用一切实际工作中，作为政治建设的指导方针，并教育全国党政军工作人员及全国民众，使各方面的工作，都一致向这四个目标前进，管教养卫的入手之处则是礼仪廉耻，并且认为“礼仪廉耻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同时也是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7]完全把封建的伦理纲常作为了思想教育和统治的基础。 　　新县制的指导方针，就是管教养卫，而管教养卫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