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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查玛乐舞起源与仪式性特征
试论查玛乐舞起源与仪式性特征
摘要:“查玛”乐舞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流传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宗教乐舞。它存在于佛教法会活动中,具有宏大的表演阵容与仪式性的文化内涵。本文的研究主要着眼于这一宗教乐舞的历史沿革与独特的仪式性特征这两个问题展开论述。为使思考能够更加全面与深入,在行文中首先梳理了“查玛”乐舞的由来,考察其与藏传佛教之间的各种渊源关系;其次,分析了“查玛”乐舞发展源流与其仪式性特征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历史史实为依据,思考仪式特性在“查玛”乐舞发展变迁中的多重表现与重要地位;此外,研究了这一舞种在宗教仪式语境中的乐队构成、表演阵容、音乐特性等方面的外化表?F与特征层面;文章的最后,着重剖析了“查玛”乐舞隐性的仪式性文化内涵,更为明确的提炼与揭示其特殊的宗教服务功能与意义价值。
关键词:“查玛”乐舞 蒙古族 形成与发展 仪式功能 特征
“查玛”一词来源于藏传佛教乐舞“羌姆”的谐音。13世纪初,藏传佛教来到了人烟稀少的蒙古族土地,“羌姆”乐舞随宗教一同传入,在佛教仪式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功能。作为一种宗教仪式产物,“查玛”乐舞在几百年的辗转中逐渐褪变完善,无论在显性的外在形态方面,或隐性的内涵精神上,都充分体现出浓厚的仪式符号特征。
一、“查玛”乐舞的起源与变迁传承
公元7世纪以前,藏族地区盛行着本土的原始宗教“苯教”。苯教的教义深刻影响着藏族社会,其教义信奉日月神明,主张万物有灵,重视祭祀和占卜的作用。苯教在西藏的统治地位不仅表现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唯我独尊”,还深入参与各种军政大事,对社稷广泛干预。
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佛教从印度和中原相继传入藏地,对苯教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大乘佛教的教义传入西藏之后,与本土的苯教在矛盾中不断融合。苯教在进行宗教仪式活动时,常伴有神秘且独特的“面具舞”。在莲花生大师的推动下,藏传佛教也形成了一种紧紧围绕佛教法事活动的舞蹈,其形态以大乘佛教密宗的“金刚舞”为基础,同时参考借鉴了“面具舞”,由经过严格训练的喇嘛艺人创作和表演。在公元8世纪初,形成了藏传佛教的“羌姆”乐舞的雏形。
公元8世纪中叶,西藏建成了第一座三宝齐全的大型佛教寺院“桑耶寺”。它的建成不仅标志着佛教在藏地真正立足并开始宣扬佛法,同时也是“羌姆”乐舞的发源地。在莲花生与寂护大师的授意下,“羌姆”乐舞逐渐形成并在佛教仪式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其功能是用来驱魔除妖、敬佛悦神。在锣、鼓、钹等打击乐器的伴奏映和下,僧侣头戴面具,将自己装扮成神灵的模样载歌载舞。随着佛教在西藏的势力范围日益扩大,广建佛教庙宇的同时,“羌姆”乐舞也随之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了具有多个乐章,表现不同宗教内涵,用以不同仪式的大型套曲性乐舞。
18世纪杰出的佛教高僧桑丹毕坚赞发现了“羌姆”乐舞在蒙古地区传播的障碍,在克服种种障碍与困难之后,结合蒙古族的旋律特性与民族乐器,编创出具有蒙古民族音响特质的“查玛”乐舞,摆脱了“羌姆”乐舞带来的隔阂困扰。
早在元朝时期,元大都的佛教寺庙中就已经有了蒙古“查玛”乐舞的身影,只是由于当时的“查玛”还没有进行改良,保持着“羌姆”乐舞的形态。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北京城的藏传佛教法会上就已经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查玛”乐舞。由于清朝皇族对藏传佛教的笃信,在养心殿和中正殿均供奉着佛龛,京城先后建造的八所佛教寺院定期举行各种名目的仪式活动,尤以雍和宫的仪式活动规格最高。“查玛”乐舞作为这些仪式活动的必备项目,从未曾有过缺席。
综上所述,“查玛”乐舞脱胎于西藏苯教的“面具舞”与大乘佛教密宗的“金刚舞”。在藏传佛教在蒙古草原几百年传播过程中,经过宗教大师与僧众的协力改良,结合了蒙古族“博教”艺术的理念与形态,最终构成了具有蒙古族音乐情调的佛教仪式乐舞形态。它汇聚了多种舞蹈艺术文化与宗教文化精神,集百家精华于一身,成为蒙古民族藏传佛教仪式活动中闪耀的文化亮点。
二、“查玛”乐舞源流与仪式性特征的关系及表现
之所以将“查玛”乐舞的源流与仪式性特征共同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首先,在“查玛”乐舞几百年的兴衰发展中,仪式性特征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存在感,维系着传播宗教佛法的基本功能。无论在何时何地,这种神圣的使命感从未发生过改变。从“查玛”乐舞创制伊始,仪式性特征就深藏其中,成为一种特殊且民众喜闻乐见的佛教教义传播途径。其次,“查玛”乐舞的发展源流是一种历时性的纵向研究视角,而其仪式性特征是一种横向的植入方式。将这两种研究对象放置在一起,可以产生纵横交错的考察效果。一方面便于观察“查玛”乐舞在几百年的兴衰中如何保持独立的宗教文化品质;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思考仪式性特征每一个时间断点上是否保持着严谨的外化流程及内涵格调。此外,“查玛”乐舞漫长的流转过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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