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民族学中定量研究.docVIP

试述民族学中定量研究 　　摘 要：民族学一直以来“重定性，轻定量”，定量研究一直裹足不前。本文将从定量研究在民族学中的发展路程及其现在的发展状况出发，探讨如何创新和完善民族学的调查方法。 　　关键词：民族学；定量研究 　　 　　“变则通”，在日益更新繁杂的社会中，任何事物都在变化中磨砺自身的棱角以适应变化的外力，也只有这样，才能立足，才能发展。而今，数字化和定量化的渗透越来越深，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定量信息都留下了深深的脚印。正如马克思所说：“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①也就是说，民族学自身的发展和中国各民族社会繁荣进步的现实需要，都要求从模糊到精确，从定性到定量不断深化的定量化研究，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一、定量方法在民族学研究中的发展 　　 　　形象点说，而今定量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就好比一个远房亲戚，少有往来，但却也无法割舍。在整个人类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来看，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引入了统计学方法研究文化现象的相互关系，并在统计的基础上进行比较。L.T.霍布豪斯、G.惠勒和M.吉伯等于1915年撰写《比较简单群体的物质文化及其社会组织：一个校正》试图去确定群体居址与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基本模式的一项实验式相关。1949年出版G.P.默多克的《社会结构》中利用《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提供的南美洲、非洲、大洋洲和欧亚大陆等五大地区250个群体，使用统计方法和科学假设，用上87个统计图表进行条分缕析，归纳出作为社会正常亲属关系的社会组织结构主要形式。 　　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田野工作中，学者们对搜集得来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开始多起来了。有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就1945年~1965年四种人类学期刊（《美国人类学家》《民族学》《社会组织》《西南人类学刊》）上发表的有关文化统计分析的专题文章，发现从1945年的两篇经1950、1955、1960年到1965年增加到40篇。 　　踏入1970年，不少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在调查实践工作中更多地注意和运用统计数据，这与当年剖析具体群体文化中的变化以及某些基金会和学术刊物的要求是分不开的。在美国出版两本数学人类学专集：一是1971年出版收入1966年底在柏克莱召开美国科学进步协会年会数学人类学专题文章15篇组成，二是1974年出版收入1972年在加拿大召开美国人类学会年会上有关论文结集。此外，1973年7月在牛津约翰学院召开社会人类学家协会讨论《社会人类学的新方向》这一主题，会后也出了专集。②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文化人类学者中间已有不少成员在教学研究工作上使用着计算机技术。不少文化人类学家们使用着定性的和定量的软件或者处理着复杂的统计和定量的民族志比较数据开展教学与科研活动并带动学生增长专业知识，是通过国际互联网取得的。在这里，我们应该提到由英国坎特伯雷市肯特大学社会人类学与计算机研究中心主办并出版的《文化人类学方法论杂志》（Cultural Anthropology Methods Journal，简称CAM）正是这一时代的旗帜，别具一格。近九年来（1989年5月创刊至1997年6月第9卷第二期）刊出125篇专论和报告，其中用定量数据的有106篇，用定性数据的仅有19篇。③ 　　 　　二、从定量方法在我国民族学研究中的现状看定量研究的必要性 　　 　　其实早在1993年的中国民族学学会第五届学术讨论会上，就有学者指出：“对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不能仅仅是原则性、概括性的定性分析，而要运用数和形的概念，从数量的视角上，进行有数量根据和有空间界限划分的定量分析研究。”④但是为什么到现在定量方法在民族学的研究中还处在一种尴尬地位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当民族学恢复学科之时，已是20世纪80年代，而此时的西方民族学已经开始广泛地应用定量方法了。这样整整三十年的理论和方法上的脱节，造成了现在中国民族学定量方法的发展缓慢。另外，恢复学科初期，民族学的骨干力量都是以哲学、历史或者外语见长，对于数学可以说是兴趣甚少，更不用说在研究中会运用定量的方法。另一方面，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中，高中分文、理科，这样就把数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划分的更加清楚，加上大部分的民族学专业都是文科学生，即使选修了统计学之类的课程，也由于数学底子薄弱，学起来也力不从心。当然，我们并不能把学科交流上的断裂或是学科课程的设置归结为定量方法在我国民族学中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因为任何事物起决定因素的只能是内在原因，也就是说真正的原因就是在民族学本身的学科建设中就忽视了定量方法。一直以来，在民族学的调查研究中定性的呼声都高过定量，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不重视问卷调查和政府统计资料，完全运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来获得民族学资料。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