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孔祥熙在西安事变中斡旋及成效.docVIP

试论孔祥熙在西安事变中斡旋及成效 　　【摘 要】 文章阐释了在西安事变中，代理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灵活运用政治、外交、情感、军事四方面的手段斡旋各方，收到了预期成效，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 西安事变；孔祥熙；智取；斡旋；成效 　　一、“领袖”被囚“孔院长”走马上任 　　1936年12月12日清晨5时30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等部扣留前往西安的蒋介石，企图通过兵谏“促其反省”，达到“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之目的。张、杨发出对外通电并提出八项主张，寻求“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的渠道，并做好了“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的准备。通电电文十二日晨拟好，张学良征集19人联合签名后，①于当日上午发出，南京方面于晚间方收到电报。② 　　得此电，国民政府方面才确定兵变的真实性。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等各方紧急赶往南京，一场营救蒋介石，解决西安事变的工作就此展开。 　　由于事发突然，南京政府并无心理上的准备，就当时情况看，中枢内部针对西安事变有“严惩”与“协商”两种意见分歧，孔祥熙在《西安事变回忆录》里谈到“两说激辩甚久，卒从后说”。持两说者在12日晚11时半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上做出了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增加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指挥调动军队等决议。孔便正式运筹全局，展开针对“西安事变”这一突发事件的斡旋。 　　二、“三角关系” “孔院长”两面应对 　　为何孔祥熙能担此大任？这与孔祥熙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 　　首先是孔祥熙与张学良的关系。孔与张学良有多年的友谊，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单独致电孔祥熙表示“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绝不妄加危害”，并称“我兄遇弟至厚，当能谅其无他，披沥奉闻，并乞明示”，以此期待孔祥熙对其行动的理解并指示解决办法。此时孔并未就任代理行政院长，张发此电显然是出于对孔的信任，这就为孔祥熙主持大局后在与西安方面的互动上发挥作用打下了良好的感情基础。孔于上海闻电后，当即以兄长的口气复电对张学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对张之“爱国之切”、“不得已之苦衷”表示理解，但也从国家大局角度对张学良婉转批评，并表示愿意忠诚相助。孔、张之间率先建立起了必要的信任，其后，孔祥熙于13日再发电报，希望能建立无线电报联系渠道。16日《申报》上便刊载了南京政府的15日专电：“十五日起西安普通邮件已通”，[1]显然与孔祥熙之努力不无关系。 　　其次，是孔祥熙与蒋介石的连襟关系。张学良和蒋介石同为西安事变主角，和谈的最终妥协必须建立在二者之间，因此，争取蒋介石的配合也显得至关重要。孔作为代理行政院长，加之与蒋之间的裙带关系，其行事也更能得蒋信任。13日孔祥熙于南京发电张学良，在稳定张情绪的同时，也拍发了一份电报给蒋介石并托张转交。[2]笔者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孔在13日共给张学良发出三份电报。一份是请求与张建立无线电联系的电报；一份是为消弭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引起不满情绪而安抚张的电报，并称“倘竟引起纠纷，国家前途必至不堪设想”。第三份便是这封通过张学良转交蒋介石的电报，后面两封电报原稿都通过端纳带往西安。其隐晦地劝说蒋介石暂作妥协，并表达了自己以和谈为主的方针。如“弟意任何主张，苟利国家，皆无不可从长计议”，显然这是话里有话，正如杨天石先生所评：“虽然与致张学良电词句相近，但由于是打给蒋介石的，因此，其意味也就不尽相同了”。[3] 　　为了让营救工作更富成效，南京方面一方面通过端纳带信，让蒋知晓南京方面的动向；另一方面，通过隐喻的言辞，让蒋介石知道南京方面采取的对策并希其配合。蒋在其回忆录《西安半月记》中见到端纳并听其“事变发生后中枢之决议及处置，对叛逆已决定讨伐云云”表示“余心滋慰”，[4]此时又有孔祥熙和宋美龄之手电，蒋才一改被捕之后的阴郁、抵抗情绪，开始积极配合南京政府方面的行动。 　　三、独运神思“孔院长”盱筹全局 　　有了以上两个前提，孔祥熙才放心地斡旋于各方，以至当夜“独运神思，盱筹全局”。思虑此事“既未能纯以力施，则必须出之以智取”，“而智取之法，至少有四方面必须兼筹并顾”，对于孔祥熙所采“智取之法”及其成效，笔者将根据孔祥熙的回忆录所述政治、外交、情感、军事四个方面举措分别予以解读。 　　其一、政治方面 　　按照孔祥熙的说法，“张杨所谓救国八项主张，既以通电出之，是必对于各省疆吏与民间团体之反应，或有预期。我方对策，即宜首对此点入手，将中央决策要旨，昭示全国，以孤张杨之势，是为政治方面。”为此，孔于13日（元日）之夕首先发表通电表示“愿与全国人民共勉，一切政务照常运行”。[5]这就给全国各界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方面获得民众的同情与支持，达到孤立张杨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