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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体系健全与完善 　　摘要：如何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理念和措施，创新与完善我国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机制，是我国法学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历来重视腐败犯罪，在打击腐败犯罪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但是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我国依然需要修改腐败犯罪刑事法律，进一步跟进和加强国际合作。 　　关键词：反腐败；刑事；法律体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中图分类号：DF6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1-0104-05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迄今为止关于治理腐败犯罪的最为完善、全面而又具有广泛性、创新性的国际法律文书，是综合了国际公法、国际刑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等内容的国际法文件。根据“条约必须信守”的国际法原则，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全面履行该公约。我国历来重视腐败犯罪，在打击腐败犯罪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加入该《公约》后，为使反腐败制度与《公约》相衔接，我国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和措施：200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以预防、遏制洗钱犯罪及相关犯罪； 2007年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全面协调预防腐败的相关机制并确保监督的连续性； 2006年、2009年和2011年我国分别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刑法修正案（七）》和《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洗钱罪、窝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 2010年12月19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国首个反腐白皮书――《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全面介绍我国在反腐倡廉方面的政策主张、主要做法和取得的成效，为我国反腐败工作总结了经验，表明了我国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以及开展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诚意。但与《公约》相比，我国依然需要修改腐败犯罪刑事法律，进一步跟进和加强国际合作。 　　一、整合刑事实体性法律 　　规范，严密刑事法网 （一）严密贿赂犯罪的法网，调整刑罚措施 　　1.犯罪主体上应完善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贿赂犯罪。 　　《公约》规定了最大范围的贿赂犯罪，既规定了国内公职人员的贿赂犯罪，又规定了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相关的贿赂犯罪，还规定了私营部门的贿赂犯罪。相比而言，我国公职人员的贿赂犯罪比较完善，私营部门的贿赂犯罪也随着《刑法修正案（六）》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修改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而将私营部门的贿赂行为都纳入了规制范畴。但我国关于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贿赂犯罪规定却有待完善。2011年2月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把对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贿行为予以犯罪化，但却依然没有规定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行为该如何处罚。因此，应当根据《公约》要求，在我国《刑法》中增设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犯罪的内容，使在中国境内受贿的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得到惩治，抑制此类贿赂犯罪，维护我国刑法的权威和尊严，也改变目前在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贿赂犯罪中只处罚行贿者而不处罚受贿者所造成的失衡现象。 　　2.贿赂的内容上应当从“财物”扩展到“不正当好处”。 　　“贿赂”是权钱交易的介质，其范围的大小对贿赂犯罪圈的大小具有重大影响，直接决定对贿赂罪的打击范围和力度。《公约》涉及贿赂犯罪的第15、16条规定中均将“贿赂”明文规定为“不正当好处”。这既突出了“贿赂”的非法性和不正当性，以区别于合法所得，又表明凡是好处或利益均可以成为贿赂的内容，而不局限于有形的财物。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中，对于贿赂的内容都用了“财物”一词。学界对于贿赂的内容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看法。一是财物说，贿赂应限定为金钱或者物品，即财物；二是物质利益说，贿赂应当指财物及财产性利益，即物质利益或有形利益、估价金钱之有形利益；三是需要说，认为贿赂指财物和其他能够满足人的物质和其他需要的不正当利益。[1]（P610）毋庸置疑，“财物说”会使相当数量的本质上属于行贿、受贿的行为逃脱法律的制裁，不利于对贿赂犯罪的打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在加入《公约》后，为进一步打击贿赂犯罪，司法机关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将“财物”解释为“财产性利益”。《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就规定：“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比较而言，还是应当将“贿赂”的内容扩展到需要说，将其界定为“不正当好处”。一来是履行《公约》强制性规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