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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尔凯姆哲学社会学方法论 　　摘要:迪尔凯姆的哲学社会学理论运用和发展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原则,第一次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物,并从物这个维度建立起一种独特的社会学方法理论。该理论扬弃了个体心理学及哲学观念论的立场,把视角转向了人们外部行为的那种现象形态,通过对外部现象形态的分析,从而找到哲学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物;方法论;特定现象;普遍事实;实证原则;内省原则 　　作者简介:陈也奔(1956―),男,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从事西方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5-0035-07收稿日期:2010-04-09 　　 　　1895年,迪尔凯姆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与前一部著作(即《社会分工论》)不同,这本书研究的不是个别的社会理论问题,而是一般性的社会学的方法论的问题。这部书距第一部著作的发表仅仅相隔两年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他形成了一种完整的社会学的方法论的理论,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极为重大的突破,但实际上有关社会学方法论的问题,在迪氏的前期思想中已经具有了较为成熟的意识,他只是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理顺和将其系统化罢了。早在1893年左右,他已经具有了一种关于社会学方法论的基本构想,这种构想被这样两方面的思路所统辖。一是社会学的理论不能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特别是不能建立在个体心理学的基础之上。因为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的是社会事实(即社会实在),而不是人们的个体观念。在此意义上讲,观念论的东西应该被排除,这自然也包括哲学和形而上学的那种思辨的方法和原则。而一种实在性的东西(即社会实在那样的范畴)则应该被建立起来。二是既然社会学理论以社会实在为研究对象,那么,界定一种社会实在的概念,则应该成为社会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实在的概念应该在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中被确定,而不应该游离社会学的框架,成为一种哲学上的实在论的概念。既然社会实在是一种整体(它是集体表象的形式,作为社会实在,它是物),那么,它就不是人们的个体行为,而只是群体行为。社会学的理论也就是去研究群体行为(或集体表象)的一种实在性的理论。 　　迪氏的这一基本的构想也始终被他的后期著作所坚持。在《社会分工论》一书第一版的序言上,迪氏就明确地写下了这样的话:“这本书是根据实证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的一个尝试。然而,人们以往在使用方法一词时,已经歪曲了它的本义。这决不是我们所认定的方法。有些道德家并没有依据先验原则,而是依据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实证科学中借用的某些前提来推演自己的学说,并把它们所谓的道德说成是科学的,这决不是我们想要遵循的方法。”[1](P6)在随后的另一个地方,他又写道:“要想使事实秩序成为一种审慎的科学,光靠缜密的观察,描述和分类是不够的。用笛卡儿的话说,更加困难的是找到它们如何变成科学的角度,在事实中找到某些能够带来精确性的客观要素,可能的话,还要找到测量这些事实的方法。”[1](P11)上面的这两段话反映了这样两层比较确定的含义:一是迪氏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社会学理论需要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就其本质来说应该是实证主义的,而不是形而上学或心理学的方法;二是,他想找到一种具有客观性质的那种实在性的对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那种实在性的对象不是来自于个体心理学的成分,而是一种很确定的客观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种集体心理学的内容),而社会学的理论也就是对那些特定的客观要素进行分析和描述的理论。显然,迪氏在写作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时,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了社会学的方法论问题。这个问题在迪氏那里,自然是不同寻常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刚刚完成了第一部著作之后,很快就投入到了方法论的理论建设中去。 　　在迪氏生活的时代,社会学的方法论建构问题还只是一个起步的阶段。大多数学者对社会学自身的性质还不甚清楚。他们通常只是去研究问题,而很少去关注方法论的理论原则。对方法论具有较为自觉意识的学者,在迪氏的那个时代有马克思、韦伯以及齐美尔等人。不过韦伯根本没有影响到迪氏,而马克思和齐美尔进入到迪氏的视线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从这一点看,至少是马克思所使用的那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马克思的理论是整体主义的,而他的方法论原则是个体主义的),也没有对迪氏的理论产生过作用。至于同时代的另一位社会学家帕累托则根本不被迪氏所知。因而,那属于同一时代的三位伟大的学者(韦伯、帕累托和迪氏),彼此之间竟然毫无影响。雷蒙?阿隆首先注意到了这一事实,我们通过阅读他们各自的著作,也可以见证这一点。影响到迪氏方法论形成的那些知识的源流,主要出自英国和法国。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理论和社会有机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迪氏所接受。但迪氏对实用主义的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