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社会调查方法与民族志写作礼物关系学与国家启示.docVIP

都市社会调查方法与民族志写作礼物关系学与国家启示 　　 [摘 要]方法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笔者试图从方法论的视角，将杨美惠的著作《礼物、关系学与国家》视为都市社会关系学的民族志研究范本，重点分析该书所论述的都市社会调查方法和民族志文本写作，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路径。 　　 [关键词]都市社会调查方法;民族志; 关系学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是杨美惠（Mayfair Yang）的著作之一。杨美慧侧重关注宗教、世俗化和现代性中的国家等。她的教研领域包括批评理论、性别与女权主义、媒体研究、主权与国家权力，以及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其主要文化地理区域是中国大陆以及台湾、香港，东南亚和西方的中国文化旁支和华裔海外散居群体。目前，国内对《礼物、关系学与国家》的研究集中于对中国社群关系学的讨论上。本文试从方法论的视角探讨杨美惠在开展“关系”之田野和书写“关系”之民族志上的独特方法。 　　一、关系学：韧性力量 　　20世纪70年代末，杨美惠初涉中国大陆田野，当时压抑的社会空间初步回归，大众的日常生活趋于正常化。杨美惠在调查背景中发现了一种特别的现象：在建国初期集体化改造后的中国本不存在的个体人际交换关系，进入60年代后却再次兴起，并汇成了一股“地下暗流”――关系学。在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巨变中，国家的常规机构收到严重冲击，各种各样的群众运动大行其道，国家的精神控制支配着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关系学的复兴正是对这种巨大压力的逃逸。关系学成为人们保护人身安全、人格、友谊和亲属伦理的避难所。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开始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计划式”的国家逐渐弱化，市场经济因素进入中国，虽然计划经济时代对稀缺物品的迫切需求渐渐淡去，但在与国家经济打交道的商业等新经济领域，“关系”找到了发挥作用的新空间。 　　杨美惠的贡献之一在于指出关系学的实践不仅仅是工具性的，它包含了以感情和意气为核心的伦理、以礼物馈赠和宴请为形式的计策、以及起到弱化工具性目的的象征礼俗，关系因此得以培养相互依存的人际关系网络，维持义务和责任。在杨美惠看来，关系学的流行话语是一个地方性知识的体系。虽然在台湾、海外华侨聚居区也存在关系的实践，但是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关系学的话语和实践愈发精致化，迅速地演变成一个至关重要的知识领域以及必需拥有的技能。在访谈中她发现，在社会秩序未明晰、思想走向不确定的状态下，人们对关系学的本土辞汇描述众口不一。官方话语倾向把关系表述为工具的、功利的、反社会主义的消极话语;而民间话语则偏向重视私人情感、伦理的表达。两种表述的差异表明，关系赋予民间弱者的武器，正在成为反抗制度的策略。关系学既可以被看作在广大的社会秩序中人际关系政治化的症状，也可以被看作对此政治化的对抗。[1]关系学的链条（原始提出要求的人―中间人―最后帮忙的人）在一个自足的圈子里通过义务、接受和回报摆脱国家控制，减少对国家调控下的物质资源和社会支援的依赖。尽管看似关系是为个人和家庭的利益而备，但其实践需要一些“公”的特性和手段，如：慷慨、互助、感恩和义务，熟人的关系网、朋友和中间人，它游走于公、私两个范畴之间。 　　二、都市作为“田野” 　　“田野”，往往被视为是一个远离都市文明的乡村、农区、牧区或荒野，在使用在常常被认为是对“都市”的背离。在经典社会学的都市调查方法中，问卷法、实验法等方法为国内社会学界广泛使用，而田野调查方法则被视为民族学、人类学相关学者调查国内少数民族之用。事实上，田野调查作为一个学术词汇首先被博物馆学家所使用，动物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当时已经广泛进行“野外工作”（field work），之后才逐渐专业化，形成各自独立的学科，后来哈登将“田野概念”引入人类学领域。最初的人类学研究大概可以归属于一种研究早期人类的自然科学，而且当时做调查研究也就意味着从事自然历史的研究，其研究对象乃是聚居于某个具体区域的尚处于“自然状态的原始人类”。安乐椅上的理论家曾大行其道，到了19世纪末，随着大学体系的发展，追求实践目的的经验研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等人极大地推动了“田野调查”概念的深入发展，科学教育的最佳地点被不再认为是演讲厅，而是直接调查的现场。 　　“田野”一词带有强烈的地域性色彩，而所谓的“下田野”则意味着到农村、草原或者荒野等地方去，总之是更接近自然的之处。人类学百年来，其田野已经不断在改变和拓展，最初是作为遥远的异邦的“初民社会”，后来回到自己所在的复杂的文明社会，而且不仅研究那些边缘性群体，也进行主流群体的研究。[2] 　　都市人类学萌芽于上世纪20年代，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受到注意，60至70年代迅速地发展起来并成为人类学的一门重要分支。人类学家理查德和大卫对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作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