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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公民权利空间行动特征与现实启示 　　质量公民的权利空间、行动特征与现实启示宋时磊、王楚、田宏邈，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宏观质量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电子信箱：154559921@。本文受到“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5BAH27F01）及科技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201310202）的资助。感谢程虹、罗英、李唐等人对本文的贡献，尤其是王海先生接受了作者深度访谈，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研究素材。感谢王力集团对本次评奖活动的大力支持。感谢匿名评审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但文责自负。 　　摘要：引入消费者公民（Consumer-Citizen）和三维度公民权（Citizenship）理论，首次提出“质量公民”的概念，并对其民事、政治、社会等三方面的权力空间进行论证。利用该理论对质量公民的典型代表王海进行分析，认为质量法律的出台为王海质量政治权的实现提供法律基础，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为其质量民事权的行使提供现实基础，而公司的运营方式使王海解决了消费者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善的难题，变通地实现了质量社会权。质量公民王海的质量维权行动体现出私人和公共的双重属性特征，其中公共属性更具有进步意义。质量公民王海的存在处境及其贡献，为中国当今质量治理提供积极借鉴。 　　关键词：质量公民；消费者；消费者公民；职业打假；王海 　　一、文献回顾与综述 　　公民是国家构成的微观基础，就公民与质量的关系而言，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公民参与到政府、学校等公共部门的治理，并从公民感知和评价的视角分析这些组织运作的绩效质量水平等。研究所涉及到的部门和对象比较广泛，如以美国公立学校为案例分析公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评价（West et al.，2012），将消费者评价的方法引入到公民对公共服务政策质量的评价（Brown，2007），对公民满意度和政府行政服务质量绩效之间关联度进行测度（Kelly，2003），从比较的视角研究公民评价对公共和私人服务质量的不同影响（PoisterHenry，1994），阐述志愿者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治理所体现的质量、成本与契约问题（BjurSiegel，1977），从公民调查满意度的角度研究中国政府治理质量的问题（Saich，2013）。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在城市空气、水等环境的政策规划和制定、环境质量改善等方面，研究者着重研究了公民参与其中的内在潜能和外部机制，借此衡量评估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质量的水平（Stewart et al.，1984；Plumlee et al.，1985；Heiskary et al.，1994）。少部分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也做出了开拓性研究（高崧等，2008；蒲国利等，2010；周毅，2014）。这类研究较为细致地考察了公民在不同部门和组织中的积极作用，对发挥公民外在性的积极因素进行探析，提出强化公民参与并改善公共服务质量的政策建议。 　　目前学界与本文所提出质量公民概念最为相近的是消费者公民（Consumer-Citizen）这一术语。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消费者运动迅速扩张的历史阶段，消费者及其组织不再将自身视作生产交易的主体，而主张通过获取公民社会权和政治权来保障自身合法权利的强有力法律制度，这是消费者公民概念诞生的历史条件。学界研究消费者是否可以称为“消费者公民”以及怎样建立消费者权利伸张的民主政治，并采取了多种理论、视角和方法，如将以市场为基础的抗议策略与公民身份理论相结合研究消费者公民角色（Parker，1999），借用社会化、现代社会等理论研究民主领域私人与公共、市场和政治之间复杂的边界问题（Lamla，2008），采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视角研究公共服务供给市场要素的导入（Clarke，2007）和政治公共领域消费者公民的话语问题等（Brückweh，2011）。研究者意识到消费者在市场上的购买行为和决策，不仅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还承担着公共责任和社会属性，并已经注意到美国有机食品连锁超市体现的意识形态张力（Johnston，2008）、消费者选择的政治取向（Schudson，2006）、环境政策制定中个人的双重角色扮演（Matti，2006）、消费者个性化选择与公平贸易行为的集体文化（Wheeler，2012）等。还有学者将消费者公民这一基本理论范式初步地引入到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如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性策略（刘艳，2012），“丰田召回事件”所体现出国家与消费者组织在消费维权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遭遇的尴尬（林晓珊，2013），国家支持背景下消费者权利意识增长的问题（Hooper，2005），消费社会崛起后政府行为与消费文化的冲突（Davis，2006）等。 　　就本文案例分析对象王海而言，国外研究者大多充分肯定了王海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国产品质量进步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