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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避设施选址与环境补偿研究 　　摘要 邻避行为的频发使得我国社会管理和公共决策面临新的挑战，环境补偿是缓解邻避冲突的重要方法。本文从行为与复杂性视角出发，基于计算实验理论与方法构建邻避设施的选址与环境补偿模型。通过资产的经济性贬值度量邻避设施对居民的影响，通过对主体、环境以及交互规则的描述与分析，最终采用多主体建模方法实现系统的演化结构。模型与计算实验研究了区域人口均匀分布邻避设施在中心、区域人口均匀分布邻避设施在郊区、区域人口非均匀分布邻避设施在中心与区域人口非均匀分布邻避设施在郊区等四种情形下，邻避设施所处社区在按人口补偿和按房屋面积补偿两种补偿方案下的动态演化规律。结果表明在两种方案下：社区最终人口与设施运营费用演化特征相近，但人口结构和个体行为的演化特征却有较大差异，按人口补偿方案虽照顾了贫穷家庭却最终使得大部分贫穷家庭留在了社区，按房屋面积补偿却使得社区居民保持多样性；如果区域人口相对比较平均，邻避设施选址在区域中心较好，人口迁移少且社区补偿额度高，如果区域人口分布不均匀，则选在郊区较为适宜，可规避大规模迁移免除房屋资源的浪费；此外，研究表明社区变化与邻避设施类型有较大关系，邻避效应越明显，社区最终人口越少，且不同补偿方案下人口结构演变具有差异性。 　　关键词邻避设施；计算实验；环境补偿；经济性贬值；情景分析 　　中图分类号X24；F2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12-0070-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2.011 　　邻避行为指部分社会民众因担心一些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高铁、基站、化工厂、殡仪馆等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负面影响，激发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IMBY： NotInMyBackYard）”的心理而采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近几年，我国邻避行为事件频频发生，从2007年厦门PX事件到2011年大连PX事件，再到2012年四川什邡反对钼铜项目、浙江宁波反对PX项目、江苏启东抵制王子排污项目、天津反对PC“绿色”化工项目、北京反对京沈高铁穿越居民区等事件频频见诸报端刺激公众的神经。根据2009年《中国环境报》全年报道的邻避冲突案例达66起，平均每月5.5起，是1984年的2.64倍[1]。邻避行为的爆发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对环境污染的担忧已成为民众最大的心病之一。邻避行为的表达方式也从温和走向激烈，在厦门PX事件中公众还仅仅是“散步”，而到2012年什邡等群体事件时已演化为街头抗争[2]，这说明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增强与公众维权意识的提升，反映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更高阶段。同时，邻避难题也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环境管理问题，使得我国社会管理和公共决策面临新的挑战。如何管理与协调邻避难题是我国邻避设施项目亟需面对的课题，其中由此引发的环境补偿也是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环境补偿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在生态和资源管理领域有积极的应用[3]，然而在邻避冲突问题上，我国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而从欧美国家的邻避运动经历可以发现，当群体性邻避运动之后，居民和邻避设施的运营商一般会在政府或NGO等组织的引导下达成某种协议，主要内容之一便是环境补偿方案。为此，邻避设施的环境补偿研究对于我国刚刚涌现的邻避难题管理具有积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1文献综述 　　对于如何破解邻避难题，选址与环境补偿是现实与理论界都积极关注的方面。对于邻避设施，人们普遍的意见是需要建但不是建在自家后院，因此就有不知道建在何处的困境。在早期决策程序中决策者常将邻避设施建设在贫民区，虽容易成功但不公平[4-5]。一些学者也试图在原有决策模型基础上，考虑公平性对模型进行调整，如张向和和彭绪亚[6]基于邻避效应从垃圾处理的产业化与市场化视角出发，借用Hotelling 线性城市模型和Bertrand 博弈模型分析了垃圾处理场的选址与定价决策问题，Saka[7]考虑公平性、鲁棒性以及废弃物运输等因素，基于数学模型探讨了区域邻避设施的最优化选址问题，求得假设目标下的最优解。当邻避设施在某地建成之后，便面临该区域环境补偿问题，如果补偿得当可促进区域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若补偿不当，可能引发邻避冲突或居民无奈迁移。为此，不少学者与精英提出了各种积极的环境补偿主张，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智库卡图研究院构建的反向抬价拍卖模型，提出补偿方案需要符合三个原则，第一是补偿原则，对于邻避设施由政府支付津贴作为补偿，用于提升当地社区的公益、环保、福利设施和服务；第二是多点原则，即邻避设施应具有多个选择点；第三是拍卖原则，就是将该项目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