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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对越南革命影响 　　摘 要：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270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共和国，造就了空前的社会变革与亚洲革命的新气象。亚洲许多国家的人们受到启发，有效地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并对周边国家产生深远影响。革命历史意义对整个民族解放运动意义非凡。 　　关键词：辛亥革命；越南革命；民族解放运动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1-0093-02 　　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和活动，最早开始于海外华人。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亚洲的海外华人在东南亚最集中的地区。当时华人在亚太地区以及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因此，孙中山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反对殖民统治，反对封建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思想，顺应历史潮流，符合民族解放运动的需求。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成为各国人民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思想武器，影响和促进了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辛亥革命已经成为一个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在促进亚洲人民的觉醒和各国之间的团结。他的革命思想与实践鲜明的民主共和主张及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坚持武装斗争和不断改进革命政党的实际行动，曾对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过积极巨大的影响。 　　一、越南革命志士结识孙中山，支援广州新军起义 　　越南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一千余年属于中国诸封建王朝的郡县时代，此间由于内外原因，越南越过奴隶制经济形态、直接进入封建社会，致使越南比邻近诸国较早地、迅速地跨入封建社会的文明时代。另一千余年越南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和封建生产方式，在一定时期臻于强盛而繁荣的时代。但进入16世纪至18世纪后，越南陷入治少乱多的分裂局面，直至法国入侵以致丧国，又处于近百年的殖民地时期。此间，中越人民联合起来，进行了殊死、顽强的斗争。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处于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涌现出一批思想进步、立志实现民族与国家独立的革命志士，潘佩珠、阮诚及胡志明等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越南革命者潘佩珠撰《吊孙逸仙》、《又吊孙逸仙》，称孙中山“志在三民，道在三民，忆横滨致和堂两度握谈，卓有真神贻后死；忧以天下，乐以天下，被帝国主义者多年压迫，痛分余泪哭先生。” 　　潘佩珠是越南著名革命家、爱国主义者、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原名文珊。1867年生于越南义安省南坛县。6岁时，被父亲带到私塾馆，教授《三字经》、《论语》等书。曾考中解元。潘佩珠年轻时，法国殖民者正积极侵略越南。1904年，潘佩珠组织维新会，当时未定正式名称，亦未制定正式章程。1906年2月，在广州开会，并定名为越南维新会，并制定章程，以“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设君主立宪国”为政纲。潘佩珠在越南国内时，读过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中国魂》及《新民丛报》等书刊，非常敬慕梁启超的为人。潘佩珠曾因梁启超的介绍，认识日本政治家进步党领袖犬养毅，通过他的介绍认识了中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潘佩珠在《年表》中描写了第一次与孙中山的见面：又一日，犬养毅以一书招予至宅，为予介绍于孙逸仙先生。孙，中国革命之大领袖，时方由美洲回日，为组织中国同盟会事，逗留横滨。犬养毅谓予曰：“贵国独立当在革命党成功之后，彼党与君同病相怜，君宜见此人，豫为后来地步。”越日，予持犬养毅名帖及其介绍辞，诣横滨致和堂谒孙，时夜八点矣。孙出笔纸与予互谈革命事。孙曾读越南亡国史，知予脑中未脱君主思想则极痛斥君主立宪党之虚伪，而其结束则欲越南党人加入中国革命党，中国革命党成功之时即举其全力援助亚洲诸被保护国同时独立，而首先著手于越南。予所答词，则亦谓民主共和政体之完全，而其主意则反欲中国革命先援越南，越南独立时，则请以北越借与革命党为根据地，可进取两广以窥中原。予与孙辩解相持有数点钟之久。夜十一点，予起辞别，孙约予以次夕再会谈。越后日复在致和堂会孙，再申明前夕所谈之意。其实予与孙此时两皆谈会，予实未知中国革命党内容如何，而孙亦未知越南革命党真相如何，双方谈解，皆隔靴搔痒耳。结果俱不得要领。然其后吾党穷急时，则藉手于彼党为多，则亦两夕会谈为之媒介也。”[1] 　　由于当时孙中山忙于中国同盟会成立，潘佩珠则忙于东游运动，因此对各自提出的建议“结果俱不得要领”。对孙中山主张的：“欲越南党人加入中国革命党，中国革命党成功之时即举其全力援助亚洲诸被保护国同时独立，而首先着手于越南。”潘佩珠因“脑中未脱君主思想”而辩解相持。可以说，在日本期间，潘佩珠在思想基本上并未深受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但是，正如潘佩珠所说，其后“吾党穷急时，则藉手于彼党为多，则亦两夕会谈为之媒介也”。这里说的“其后”，指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和国民党对越南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很多帮助。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后，潘佩珠又同黄兴、章炳麟等中国革命党人交往。在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