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治粤时期地方性出版管理.docVIP

陈济棠治粤时期地方性出版管理 　　[摘 要] 在对1932年前后广东地区出版物申请登记案做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中央与地方出版政策及其施行存在的差异，指出西南政权在限禁与宣传两方面都将“反蒋”视为重点，表明陈济棠治粤时期出版管理服务于维护地方政权，其实质是地方主义。 　　[关键词] 陈济棠 出版管理 地方性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6） 02-0109-06 　　Local Publication Manage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Chen Jitang 　　Zhao Hong Lu Xi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ase of registration of publications around 1932，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at publication management was localized by speci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Chen Jitang，in the service of preserving local regime，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of publication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measures between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South-west Political Committee and Executive Council. 　　[Key words] Chen Jitang Publication management Locality 　　陈济棠时期（1929―1936）是广东出版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由于形成了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政权，其整个法制系统的运作有别于国民政府，在出版管理方面出现与国民政府执法上的分歧。这一阶段，广东地区的出版管理前所未有地系统化，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行政机关，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条令。相对稳定的政局与逐渐繁荣的经济使出版业得以发展，陈济棠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本文通过对发生在1932年前后的出版物申请登记案的分析，试图反映陈济棠治粤时期的地方性出版管理，广东地方与中央政府在政策与执行上的差异，进一步解读背后的动因，以及对广东地区出版业的影响。 　　1 地方与中央的分歧：出版物申请登记案 　　1.1 背 景 　　1930年前后，广东政局进入相对稳定时期，政府机构建设日趋完善，出版业得到发展，特别是民间出版物数量增多。是年1月，广东省政府开展报社登记工作，对当年2月1日起尚未领有日报登记收据的报社，实施限期禁止出版处罚。此次中央宣传部训令下展开的日报登记工作（并未包括定期刊物[1]），出于严格检查言论的目的，其逻辑在于“其反动者自不来部登记……自应禁止出版，以免淆乱是非，为害党国”[2]。可见登记工作的初衷，是为了打击政治“异见”，实质是对出版自由进行限制。 　　是年12月，蒋介石政府颁行《出版法》，明确了新闻纸、杂志等出版品的申请登记条款：第7条规定，新闻纸及杂志的发行，需于首次发行期15日以前，以书面呈请发行地所在之省政府或市政府转内政部声（申）请登记。次年10月，又制订公布《出版法施行细则》，其中第5条进一步明确：“各省政府或隶属于行政院之市政府，对于依照出版法第七条之规定之声（申）请事，应于接到声（申）请登记文件后五日内，拟具初审意见，转向内政部声（申）请登记。”该细则的出台，也意味着全国性的出版物申请登记工作正式展开。 　　自1932年7月以来，内政部就不断发文催促地方政府执行这项申请登记命令，21日的一份内政部公文措辞严厉地督促：“各新闻纸杂志负责发行人，应视声（申）请登记为其当然之义务，毋得故意延宕！兹特通行转饬各该未登记之新闻纸杂志，统限于文到一周内，依法声（申）请登记，例如逾限再不声（申）请者，即由各该管机关依照出版法第二十二条及第二十七条之规定罚办，不得稍徇情面，以重法令。”[3]这也反映出当时登记工作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此后直到1936年间，广东地区仍一直收到内政部催促已发行新闻纸、杂志履行登记手续的公文[4]。 　　根据1933年3月27日的一份公文，“自二十年十月间公布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