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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高职院校管理体制创新试金石 　　［摘要］将问责制作为一项新机制引入高职院校，对高职院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文章提出依据高职院校管理中政府、家长、学生、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设计符合我国高职院校的问责制度，以提升高职院校的绩效能力和对外界的回应能力。 　　［关键词］问责制 高职院校 管理体制 　　［作者简介］吴景松（1976- ），男，安徽宿松人，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苏州职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与政策。（上海200062）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培养基金的资助（PhD Program Scholarship Fund of ECNU 2007），同时还是江苏省“十一五”规划项目《我国公立高等学校问责制研究》（项目编号：B/2006/17/3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7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21-0041-02 　　 　　对学校的问责，始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市场化改革运动，旨在提升学校效能和强化经费使用实效。伴随着西方各国对公立高校拨款机制的改革，政府开始对高校加强干预。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实施后，高职院校数量急剧上升，经费紧张，质量开始下降。引入问责制，为高职院校管理体制的变革提供了新思路，也是提升院校绩效能力的一种尝试。 　　 　　一、高职院校问责制面临的挑战 　　 　　问责制的实施，必须建立在利益相关者的基础上。高职院校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院校主管部门、教师、高职教育的专业协会组织、行业/企业用人单位以及学生和家长等。问责制选择把这些利益相关者作为高职院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切入口，是基于实践中的挑战提出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政府、院校、市场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发展 　　在西方各国，由于深受市场化运动的影响，高职院校的改革以“市场为导向”，以问责为保障机制。在涉及高职院校的调节和控制方面，人们越来越关心政府对学校的合理关怀，政府的调节能否提升教学质量，政府的压力是否引发学校产生“经营的运作模式”和“事务式的行为”作风。根据克拉克的“协调三角形”理论分析，高职院校运作的协调机制主要取决于各种势力、利益和行动者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英、美、德等国的高职院校在政府、院校与市场三者中，权力重心在院校与市场，意味着院校自身控制能力正在增强，政府权力日益受到代表高职中特殊社会利益的机构和中间团体的限制。从企业与高职院校关系的深度发展看，有著名的德国“双元制”基础上的契约模式，英国“三明治”课程中的交替合作及资格证书基础上的全程参与，美国“工作本位”的培训及协议基础上的订单培训等，许多企业/行业把与高职院校合作当做自身发展的一种人力资源开发。而我国高职院校隶属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规划，成为国家教育行政职能延伸的机构。市场与院校的力量薄弱，造成政府包办院校。事实上，企业/行业、社会力量在政策上是办学主体，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困难重重，极大削弱了其办学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高职院校问责的责任主体不清，给问责制带来很大的困难 　　依据《高等教育法》，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政府、学校、社会、家长、学生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且责任范围与方式各不相同。一方面，我国高职院校受传统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压抑了其他主体的“责任意识”“责任能力”和“责任行为”，导致责任主体多元被简化为“一元”。例如，高职院校经费短缺，既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不足引起，也由学校缺乏集资、筹资办学意识，习惯于向政府“要、等、靠”造成。但人们习惯归咎于政府。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分属教育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两家分别规划、分别管理，容易引发部门利益和立场的冲突，造成管理体制不顺、管理部门多头、管理机构分设、管理职能交叉、管理机制不灵活等问题。 　　 　　（三）学校监督主体形式上的多元与实质上的单一 　　从理论上讲，学校监督主体有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生及其家长、学校教师、高职教育的专业协会组织等，但真正起作用的是教育行政部门。现代学校制度要求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管理方式从微观、直接、具体向宏观、间接转变，减少对学校自主办学的束缚，放权给学校，真正实现学校依法自主办学。但是，我们必须考虑：谁来对学校具体事务的监督与管理？学校自我管理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为怎样培育？因此，社会中介力量的培育必不可少。但是，社会中介不能异化为另一个行政性的管理机构。同时，高职院校属于第三部门组织，实施的是准公共教育，社会和家长对学校应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因此，问责机构应在学校监督主体多元和有效监督的前提下发展，使学校始终面向社会办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二、高职院校问责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