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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傅良文学思想浅论 　　 内容摘要：陈傅良是南宋中兴时期永嘉学派的著名学者和文学家，其文学思想有独到之处。他的文道观属于理学家一脉，又植入事功因子;他重视作家节操，主张作家应胸怀家国；他倡导中正平和的诗风，讲究诗歌声律。 　　 关键词：陈傅良 文道观 作家论 风格论 　　 　　 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温州瑞安人，乾道八年（1172）进士，授太学录。历通判福州，知桂阳军。光宗禅位，迁提举湖南常平茶盐，转运判官，改提点浙西刑狱，过阙，留为吏部员外郎。绍熙三年（1192）迁秘书少监兼实录院检讨官、嘉王府赞读、起居舍人，四年，兼权中书舍人，因建言调和两宫矛盾不应，自免而归。宁宗即位，召为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同实录院修撰。寻与韩?腚胁缓希?出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庆元二年（1196），削秩罢宫观，杜门韬晦，榜所居为止斋。嘉泰三年卒，年六十九，谥文节。《宋史》卷四三四有传，传世著作有《止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历代兵制》八卷，《陈氏春秋后传》十三卷。 　　 陈傅良在当时就文名卓著，宋史本传称他“初患科举程文之弊，思出其说为文章，自成一家，人争传诵，从者云合，由是其文擅当世”[1]卷四百三十四。朱熹称赞他：“今陈丈君举郎中，精敏该洽，词笔高妙，皆熹所不能望一”[2]卷六十四。四库馆臣称他“集中多切于实用之文，而密栗坚峭自然高雅，亦无南渡末流冗沓腐滥之气，盖有本之言固迥不矣”[3]。 　　 南宋时期的永嘉学派，与朱熹为首的道学派，以及陆九渊为首的心学派形成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陈傅良是永嘉学派的著名学者，作为上承薛季宣、下启叶适的永嘉学派中坚，其文学思想有其独到之处，以下从陈傅良的文道观、作家论、风格论三方面分论之。 　　 一.文道观 　　 “呜呼！道盛则文俱盛，文盛则道始衰矣。射策之晁错，不如木强之申屠；谈经之公孙，不如戆愚之汲黯。自汉以来，甚矣文之日胜，而士之俗日漓，人才之日乏，而国家之日不理也。华藻之厚，而忠信之薄也。词辩之工，而事业之陋也。学问之该，而器识之浅也。吾不意夫文之为天下患如此也。汉之文，杨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耻之。唐之文，韩愈其尤，谀墓之诮，在当时固不免。呜呼！他何望哉？愚方惟是自献，而先生辱问焉。故愚不敢道其末，而愿闻其本，惟先生赐之”。[4]（第268册第208页《文章策》） 　　 文与道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极其重要的范畴，最早提出文以明道的是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云：“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唐代古文家主张“文者以明道”、“文者，贯道之器也”。这个道，是韩愈所谓的“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5]（卷十一）的圣贤之道，即儒家思想。 　　 宋代理学家在文道关系上，一贯持重道轻文的态度。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他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所以载道，犹车所以载物……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6]（卷一）在这里，他明确指出了文和道的内涵，“文”是文辞，“道”是道德。二程的文道观直接继承周敦颐，而且，他们思想更为极端，到程颐这里，则明确指出“作文害道”，文道关系尖锐对立。 　　 从师承关系而言，陈傅良的老师薛季宣曾经师事袁溉，“溉尝从程颐学”[1]（卷四三四），故陈傅良的文道观是继承程颐一脉。程颐对于文道关系的看法是“作文害道”，陈傅良则认为“文盛则道始衰”，其本质都是把文道对立起来。陈傅良《题张之望文卷后》：“《颜子不贰过论》，殆是惭笔，今读韩子书者，于斯文特熟甚。科举之累，自韩子不免，宜夫人尽然，于此可以兴古道不行之叹”[7]（第268册第3页） 　　 但是，陈傅良作为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道”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它包含着士风、忠信、事业、器识等要素。在前人基础上，陈傅良的“道”植入了事功的因子。《答丁子齐》：“吾辈为汉民将十余世，而使吾君忍耻事雠垂六十年。而学校乡党晏然无进志，其大者，则率其徒为清谈，次摘章句，小则学为诗文自?亍５贝耸保?吾党与士友不变其说，谓之波荡，此某所为惧”[4]（第267册第357页）可见，陈傅良反对空谈性理，寻章摘句，坚持其一贯主张的积极务实的事功思想。 　　 “汉之文，杨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耻之。唐之文，韩愈其尤，谀墓之诮，在当时固不免。呜呼！他何望哉？”《文章策》 　　 杨雄、韩愈为宋初古文家确认的儒家道统代表，柳开《应责》：“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7]（卷一）。而陈傅良却抓住他们“美新”、“谀墓”的行为，予以嘲讽，这就是在解析儒家道统的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