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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勇从钱穆中西文化比较看他民族文化观再解读 　　[摘 要] 在中西文化对比研究的视角下，钱穆先生认为，中西两种文化在宇宙观，人生观，思维、行为方式上存在着显著的个性差异，并用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解说这种存在着的中西文化差异。陈勇教授在肯定钱穆先生文化观点的研究价值和张扬民族性的意义的基础上，认为其过于强调个性而淹没了共性，也认为地理环境决定论存在偏颇。而笔者站在这两位巨人的肩膀上，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初步的再解读。 　　[关键词] 中西文化对比；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地理环境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6-162-2 　　一、引言 　　笔者未能读到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文章，但是读到了陈勇教授的这篇《从钱穆的中西文化比较看他的民族文化观》，并深深折服于一生致力于本民族文化研究的钱穆先生对民族文化的深切关注和深刻的思考。使笔者了解了一个学者身上所肩负的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层，宏观的视角来看待中西方文化。 　　陈勇教授以科学的态度和中肯的分析指出了钱穆先生文章中的两种观点的片面性，一是过于强调个性而淹没了共性，过于张扬民族性而忽视了时代特征，二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偏颇。但是在反复阅读陈勇教授的这篇文章后，笔者从钱穆先生的这两个观点展开进行再次地初步解读。 　　二、个性与共性关系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是农耕文化，以“安足静安”为特征，属于内倾型文化，而西方文化是商业文化，以“为富求强”为特征，属于外倾型文化。所以，在钱穆先生看来，中西方文化是两种类型根本不同的文化，是属于平行发展，交流甚少，互不冲突，各有偏重，各具特色的两大文化系统。钱穆先生用历史实证的方法从政治，经济，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道德宗教，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来探究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从而极大地凸显了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张扬了本民族文化。陈勇教授看到了在民族个性基础上的文化在其演变进程中也有着共同的趋向，这也是文化之间可以互相融通的内在根据。而文化的互补、融合与并存的趋势也被许多文化研究者所预言和探讨，如郑春苗教授和张从益教授。陈勇教授认为，钱穆先生只看到了文化的民族性而忽略了文化的时代性和普遍性。 　　陈勇教授的这种全面严谨的文化研究观给笔者的学习和分析问题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生活并活跃在二十世纪初期和中期的钱穆先生来说，当时的中国的文化环境还没有明朗，开放，和活跃起来，也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中西方文化研究也处于相对沉寂期，交流和融合更是少之又少，再加上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要想预测到文化的共融趋势实属不易。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还处于及其不确定时期，无论是鸦片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哪怕后来的中国内战，以及建国初期，文化大革命时期，都处于文化极其动乱的时期，所以当时对本民族文化的彰显和弘扬也是具有其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处于当时的文化环境中，对文化个性、民族性的彰显远比文化共性、普遍性的研究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随后，也正是改革开放的到来，打开了文化交流的闸门，文化研究得以复苏，甚至出现了百花初绽的文化研究热潮。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越来越多的文化研究者才开始研究中西方文化中的普遍性和交流性，文化的对话、交流、乃至合流趋向也就应运而生，中西文化也就呈现出了互相汇合交融、取长补短、综合发展的历史趋势。 　　对于当代乃至后来的文化研究者来说，也正是得益于这个开放，明朗的时代特征，才能更加全面、理性地看待中西方文化的个性和共性。但是，笔者认为，越是在中西方文化汇合交融、综合发展的历史趋势下，越是更加需要重视、弘扬文化的个性特征，这样才能使各民族文化在各自发展道路上更加大放异彩、更加趋于完善。同时对于世界文化而言，文化的多样性也能得到更加长远、持续地发展。 　　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合理性 　　钱穆先生认为，文化的不同，最根本的还在于客观的自然环境的不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有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引出观念、信仰、兴趣、行为习惯，乃至心理、性格上的不同。中国文化是在黄河两岸的大平原农耕地带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根植于农村，由于农耕民族与耕地相连，胶着而不动，其生活方式就是安守田土，依时而行。为了在土地上生产、发展，就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与天的关系，所以长期生活在农业文化氛围的中国人主张人与天地万物融合贯通，由此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如“然自然有其序，故人亦同自然”，就是一句很好的写照。这种农耕文化的内倾性，也使人”一向注重向内看”，偏重于道德，人格等精神层面，“偏向于时间的自我绵延”。这种依时而行的生活方式，也使中国人注重自然的渐变，人文的自化，而不习惯于人为的求变、求新。后来的文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