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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机制研究根本方法 　　[摘 要]基于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理解机制、基于有效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创新机制以及基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新机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现代哲学解释学、社会创造论以及唯物史观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机制研究的根本方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机制;哲学解释学;社会创造论;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机制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设置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的加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获得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机制的研究却在某种程度上始终处于较为薄弱的环节,究其原因在于我们未曾找到适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根本方法,这严重地制约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广度、深度和创新度。要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就必须进行方法论创新,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机制研究的根本方法。 　　 　　一、基于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理解机制与现代哲学解释学的根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要实现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有机结合并实现其本土化、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首先离不开中国社会历史主体对它的科学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诠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实践表明,基于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理解机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动力机制,它是实现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和基础,而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则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毛泽东高度重视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强调“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2](P532-533)。他认为这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根本前提[2](P534),为此主张:其一,“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2](P533)。其二,不要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是要“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3](P797)。其三,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即“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3](P818)。可见,毛泽东事实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然而,要有效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无疑也需要较为科学的学习方法和理解方法。实践表明,现代哲学解释学实质上就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问,对于我们科学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无疑提供了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解释学又称为阐释学、释义学或诠释学等,其发展经历了专门解释学―一般解释学―哲学解释学的转变。专门解释学是指专门研究某一领域中理解问题的学问,古代的神学解释学和法律解释学等为其主要代表。一般解释学又称为近代解释学,它是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1768―1834)和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共同创立的一门把一般理解问题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学问,关注的是理解的真理性问题,即致力于寻找复原文本原义的方法,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解释学。哲学解释学是指伽达默尔(Hans-George Gadamer,1900―2002)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此在”即存在论哲学的基础上而创立的学问,它实现了?┙馐脱в煞椒?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根本?┬宰?变,解释学不再关注理解的方法论问题,而是致力于对理解作为人的存在条件和本性的研究。因其具有很强的哲学意蕴,所以“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勿宁是解释学的哲学”[4]。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929―)在伽达默尔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批判的解释学,并与伽达默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合理化”或“交往行为合理化”是人与人之间通过对话以消除对立与冲突,达到“理解”与“一致”的最佳途径。保罗#8226;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则力图把英美日常语言哲学与欧洲大陆解释学中的语言哲学结合起来,强调语言(语词、语句)的多义性,认为语言的多义性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意义:积极方面是它的经济性和科学性,即能以有限的语词组成无限多的现实含义;消极方面则是可能产生歧义和误解。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