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新发展与中国构建国家一社会关系模式现实选择.docVIP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新发展与中国构建国家一社会关系模式现实选择 　　摘要：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20世纪，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就一直是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与核心。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从本质上揭示了两者的真实关系，随着时代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提出“政治国家一市场经济一市民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结构新模式。这一理论转变于中国而言，就需要在“良性互动”的理念指导下，通过建构契合中国政治文化和现实社会条件的“国家一社会”关系模式，来践行市民社会理论所体现的“社会至上”理念，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共赢”式发展。 　　关键词：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06-0028-04 　　 　　我国理论界对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是为了探索一种，适合中国发展需要的“国家一社会”关系模式，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和实现市民社会所坚持的“社会至上”价值。由于市民社会理论发展脉络庞杂，恰如哈贝马斯所言：“要在有关书籍中寻找关于市民社会的清晰定义自然是徒劳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也难以达成一致见解。诚然市民社会概念的涵义纷繁，但它们都具有共同的、超越地域和文化的普遍意义和价值，我们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眼光，以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作为基点，循着其发展路向，探求符合中国历史与现实条件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 　　 　　一、国家与社会在理论上的分离到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建立 　　 　　如果说真正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概念源自黑格尔对传统概念的修正，那么这一概念的源泉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因为从那时起便开始了关于国家和社会相分离的理论运动，而两者的分离正是市民社会理论的起点。后来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所采纳并强化，他们基本上以理想化的自然状态为理论出发点，用来论证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边界，明确了社会是依凭天赋权利组织起来并先于或外于国家的共同体，国家仅仅是社会为实现自然状态所隐含的自由和平等价值的一个“理性产物”，从而确立了社会在逻辑上先于国家的理想秩序。 　　黑格尔在社会与国家分离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观点，即从现实的社会组成要素出发，划分出了以政治活动为核心内容的体系――国家和以“劳动和需要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及维持市场运行所需的各种制度所构成的市民社会，“透过市民社会这一术语，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研究的重心转向了经济活动”，摆脱了自由主义理论家通过虚构的自然状态来建构国家和社会关系框架的理论模式。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对市民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市民社会虽然是独立存在的，但是由于“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其不可避免地有自我削弱的趋势，无力消弭自身内部的冲突，所以市民社会要维持“市民性”，只有诉诸一个外在的却是最高的公共机构，一个“绝对自为自在的理性东西”――国家，才能解决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冲突，将其所蕴含的特殊利益融于代表普遍利益的政治共同体之中。“法哲学”也同样遵循他的逻辑学中的“三一式”范畴，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分别是绝对精神在伦理精神阶段存在的三个实体性环节及其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市民社会是中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一个分化了的特殊性的伦理范围。由此可见，黑格尔一方面延续了社会外在于国家的传统，但在逻辑顺序上及逻辑高度上全面实现了国家对市民社会的超越，在实践中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者和社会的管理者。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在其早期作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中，我们都可以发现黑格尔市民社会的影子。首先他沿袭了黑格尔关于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路径。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和社会分离思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把它看作是对近代社会现实的反映，他指出：“黑格尔的出发点是作为两个永久的对立面、作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当然，在现代国家中这种分离实际上是存在的”。其二，他对市民社会这一领域的认识也受黑格尔影响。马克思也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特殊性与普遍性相分裂的私人活动的领域，其特征是特殊性、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这些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国家是抽象的、形式上的普遍性，市民社会是具体的、实质上的特殊性。市民社会的缺陷导致了国家对其干涉成为必然，约束特殊利益对公共利益的损害成为了国家之于市民社会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的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