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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我国创新社会治理启示 　　[收稿日期]2014-06-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zx004） 　　[作者简介]马东景（1969―），男，安徽省宿州市人，安徽大学副教授，安徽新华学院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文章编号]1009-3729（2014）04-0018-05 　　[摘 要]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是一个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过程，这种批判与构建既有哲学批判与建构，又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建构。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哲学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揭示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实质以及克服该分离的途径，实现了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扬弃。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国转型期的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政府应大胆放权于社会组织，帮其提高治理社会事务的能力，激发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从而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治理良性互动的共治机制。 　　[关键词]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社会组织；社会治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B0-0；C91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4.0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各类社会问题丛生，这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迫切需要对社会治理思想及方式方法进行创新。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的功能”[1]。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2]。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思想。之后，理论界开始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视角来探讨我国社会治理创新问题，但仍存在着理论基础薄弱的问题。鉴于此，本文拟结合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认真梳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进过程，真正做到忠实于客观史实与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本真涵义，以期有助于改变目前我国市民社会理论哲学基础薄弱的现状，为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一、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建构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是一个系统的批判与建构过程，这种批判与建构既有哲学批判与建构，又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建构。 　　1.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批判与建构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论研究始于其为《莱茵报》工作的后期，这一时期马克思发表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政论性文章，觉察到物质利益与国家和法的尖锐对立和冲突，也就是所谓遇到的“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而黑格尔唯心主义理性原则又无力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这使得马克思对其原来所信仰的黑格尔的抽象理性主义国家观和法哲学产生了怀疑，对黑格尔产生了“信仰危机”，决定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清算，而这首先就要对集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之大成的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核心是市民社会问题，其重点内容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因此，马克思要想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首先就要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批判。由此，马克思开始了其市民社会问题的理论探索过程。 　　为了解决所遇到的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马克思写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该书中，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关系的正确论断，但对黑格尔论证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时所采取的“主谓颠倒”的逻辑，以及由此造成的国家神秘主义进行了批判。需要一提的是费尔巴哈于1839年所写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和1841年6月发表的《基督教的本质》。在前文中，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公开宣布自己与黑格尔抽象理性主义哲学彻底决裂；在后一部著作中，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指出“上帝的概念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异化”[3]。费尔巴哈在上述文章和著作中所体现出的精神实质在于强调要理解现实的人和世界，应从现实的存在出发，不应从抽象的思维出发。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以唯物主义为武器，对被黑格尔所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重新论证。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第261节中有这样一段表述：“对私人和私人福利，即对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两个领域来说，一方面，国家是外在必然性和它们（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最高权力，它们的法律和利益都从属并依存于这种权力的本性；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又是它们的内在目的。”[4]（P263）黑格尔这里所要表达的是，由于家庭和市民社会相对于国家来说缺少独立性，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外在必然性，而家庭和市民社会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