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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为时、犯罪日确定对犯罪追诉的意义 杜文俊 一、行为时与犯罪日的确定面临的共同问题 　　刑法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通常认为这是关于刑法溯及力的规定，我国采用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刑法第87条规定，犯罪经过一定期限不再追诉。第89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这两条是关于追诉时效期限和起算的规定。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犯罪之日应是指犯罪成立之日，即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之日。由于刑法对各种犯罪规定的构成要件不同，因而认定犯罪成立的标准也就不同。对不以危害结果为要件的犯罪来讲，实施行为之日就是犯罪成立之日；以危害结果为要件的犯罪而言，危害结果发生之日才是犯罪成立之日。……‘犯罪行为终了之日’，就连续犯而言，是指最后的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完成之日。就继续犯而言，是指处于继续状态的一个犯罪行为的结束之日。”⑴ 　　刑法第12条关于刑法溯及力与刑法第87、88、89条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看似没有关系，其实都是针对犯罪时间效力的规定，即刑法对某一具体犯罪的有效期间的规定，关系到国家刑罚权与公民自由权之间界限的划定，因此，准确认定行为时与犯罪日十分重要。 　　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为何刑法第12条规定的是“行为”，而追诉时效中规定的是“犯罪”？两者是否存在差异，“行为时”是否就是“犯罪日”？这要从确定刑法溯及力和追诉时效的根据上来探讨。理论通常认为，禁止事后法是罪刑法定原则派生出来的，是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保护公民的预测可能性的必然结果。⑵而之所以规定追诉时效，国外刑法理论上有根据时效推测犯人已经改造好的改造推测说，随着时效的经过犯罪证据归于消失的证据消灭说，长时间的逃亡已经使犯罪饱尝痛苦的痛苦说，认为对于犯罪的社会规范感情，随着时间的经过，逐渐缓和，现实的处罚感情也逐渐消失的规范感情缓和说，以及认为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在犯人方面，也产生了和一般人同样的社会生活关系，因此，尊重由此形成的事实状态，应当是行刑时效制度的本来目的的事实状态尊重说等各种学说。⑶国内通说认为，规定时效制度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有利于打击现行犯罪活动，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⑷另有学者指出，“从刑罚目的出发，由于犯罪人经过长时间后没有再犯新罪，说明其没有再犯危险性，缺乏特殊预防的必要，故没有追诉与行刑的必要；从刑罚执行的效益性原则来看，虽然犯罪人没有受刑罚处罚，但事实上经历了一定的痛苦，而且不执行刑罚便达到了预防犯罪的目的，所以不应再追诉或行刑；从刑罚的适用要求考虑，判处刑罚需要确实可靠的证据，时过境迁之后，证人难找、证据难寻，追诉活动不仅困难重重，而且会因此妨碍对现行犯罪的惩罚：从刑法目的来说，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包括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在某种社会秩序遭受破坏后得到了恢复时，适用刑法便失去了目的性。”⑸ 　　笔者认为，虽然确定刑法的溯及力与追诉时效的根据在侧重点上存在差异，但可以认为都是以自由主义作为根基，本质上具有一致性；之所以在刑法溯及力问题上规定的是“行为时”，旨在强调对公民的行为预测可能性的保护，之所以在追诉时效起算上规定的是“犯罪之日”，是因为只有犯罪成立之后国家才能行使刑罚追诉权；从一定意义上讲，“行为时”即是“犯罪之日”（以下简称犯罪日），因为确定“行为时”有效的法律的目的终究是为了追诉犯罪；因此，行为时与犯罪日的确定面临共同的问题，即何时可以追诉犯罪，或者说，国家可以行使追诉权的起止时间如何确定。 　　事实上，实践中行为虽然发生在旧法期间，但结果发生在新法施行之后的，都是适用新法而不是适用旧法，说明“行为时”并非自然意义上的行为时，而是追诉时效起算中的犯罪成立之时。例如，在“陈益校、王运福重大劳动安全事故案”中，违章施工时间是1993年至1996年，但工人患病陆续发生在1997年新刑法生效之后。法院认为，“二被告人的行为确实发生在1993年至1996年之间，即1979年《刑法》施行期间，但当时还没有产生危害结果不能确定为犯罪，该工程的工人于1997年之后才陆续发生不良反应，继而患病甚至死亡，直到现在仍不断有发现，即犯罪结果发生于《刑法》颁行之后，应视为犯罪发生于《刑法》颁行之后，故按现行刑法定罪处罚并不违背《刑法》第十二条的规定。”⑹又如，在“李孟泽、费上利、段浩、夏福林、闫珂工程重大安全事故，刘泽均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胡开明、重庆通用工业技术服务部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王远凯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职务侵占案”中，即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