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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佛教传播三大策略 　　［内容摘要］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儒学产生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我们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采取了迎合依附、争夺受众、话语渗透等多种策略，造成了佛教在传播中的有意“误读”现象，同时对儒学的传播构成竞争挑战，并弱化了儒学对文化传播话语权的控制，促成了儒学的思想重构。 　　［关 键 词］ 佛教传播；迎合依附；争夺受众；话语渗透。 　　［作者简介］ 钟海连，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博士研究生，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调研员、副编审，主要从事儒释道三教关系与中国哲学研究。 　　 　　佛教于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在与儒道文化经过冲突、碰撞、调和之后，成功地实现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儒治世、释治心、道治身”的三教并存的思想文化格局，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化传播史上的一个奇观，其意义、价值、启示是多方面的，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探讨。本文从文化传播学的研究视域，具体剖析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特点，解读佛教进入异国他乡后的跨文化传播策略，这对于我们应对当今正席卷全球的跨文化传播浪潮或许不无启迪。 　　 　　一、佛教传播中对儒学的迎合依附策略 　　 　　从传播学的角度言，任何传播行为都要受到一定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佛教的传播也不例外。魏晋时期，佛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初入华夏，它在传播中首先面临的一个障碍就是中国本土文化之主干的儒学对它的排斥，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佛教的出家行为与儒家名教观念的冲突。 　　成书于汉末三国的《牟子理惑论》记载了当时社会上对佛教违背儒家名教行为的指责和排斥：“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今沙门剃头发，披赤布，见人无跪起之礼，仪无盘旋之容止，何其违貌服之制，乖缙绅之饰也？”①佛教采取的传播策略是：在译经解经和传教上尽可能回避与儒家名教的冲突，以迎合和依附的姿态取得中国本土文化的包容与接受。 　　佛教传播的这种迎合依附策略首先体现在佛经的翻译活动中。从现有的资料看，早在东汉时的佛经翻译中，为了迎合儒家和中国本土的宗教观念，当时的佛经翻译家就用儒家的术语来翻译佛教的名相概念。如把释迦牟尼译为“能仁”，将佛陀比附为儒家的仁者；把“世尊”译为“众佑”，又把佛陀比附为中国传统观念中福佑众生的神灵。安世高所译的《佛说尸迦罗越六方礼经》则将经中与儒家孝道不一致的内容删除不译，另外加进了子女应奉养父母，奴婢应侍候主人等内容：“一者当念治生，二者早起敕令奴婢，时时作饭食，三者不益父母忧，四者当念父母恩，五者父母疾病，当恐惧求医师治之。”②到了魏晋之际，这种比附在佛经翻译中广为流行，以至成为有统一格式的“格义”方法。其中晋代名僧竺法雅、康法朗等在这面用力甚多，影响较大。《高僧传?竺法雅传》中说：“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这就是说，所谓“格义”，乃是用中国固有的思想或概念来比附解释佛教名相义理，以便中国人易于理解接受。 　　从上述史料的记载看，比附、“格义”之译经解经方法是佛教徒为了便于传教而主动采用的传播手段。而从传播学的角度言，佛经翻译是文化传播中传播者的“编码”行为，这些承载佛教文化信息的符号（传播媒介），经过各种传播渠道到达受传者那里，还要经过一番“解码”行为，才能为受者理解接受。从理论上讲，传者“编码”时应尽可能做到准确，才能保证受者“解码”时不导致信息的走样变形。而实际上，由于受者对信息的理解接受是有选择性的，即符合自己固有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信息则容易接受并记忆保存下来，不符合的则容易被排斥和剔除，因此，受者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在接受一种异质文化时充当了无形的过滤器作用。这一矛盾是所有跨文化传播都会遭遇的一道棘手难题。佛教在中国传播之初，走了一条在“编码”上有意“走样变形”的比附、“格义”之路，其付出的代价是人们对佛教教义的“误读”，但换来的则是中国儒学对佛教传播的包容和接受。 　　佛教传播的这种迎合依附策略还体现在魏晋时期佛学的玄学化上。进入魏晋，汉代儒学传播的经学方法因其繁琐为儒士所摈弃，传统儒学遭遇危机，学术思想界出现崇尚老庄思想的简约并以之重新诠释儒家经典的新风，由此产生以谈无说有、辩名析理为特色的玄学思潮。玄学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儒家的老庄化，它所探讨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这一抽象问题。而这正好和当时的般若类佛经所讲的“非有非无，性空假有”思想有了契合之处。僧人们迎合这股“玄”风，主动介入当时思想界所关注的玄学问题的讨论中，以“玄”释佛，形成般若学“六家七宗”的兴盛局面，一时名僧名士交游唱和，蔚为当时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