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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南方共同市场农产品贸易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引言 　　自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达成南南合作磋商的原则之后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便开始蓬勃发展，在当今世界上南南合作仍然是一大趋势，促进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与共同进步。南方共同市场是南美地区最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共同市场。自南方共同市场成立以来，中国和南方共同市场加强了双方的贸易合作。1996年11月，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致函南方共同市场时任轮值主席国巴西外长兰普雷亚，提议建立中国──南方共同市场对话机制，得到南方共同市场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到目前为止，中国和南方共同市场已经举行了五次对话，并初步就中国-南方共同市场自由贸易谈判交换看法，决定各自开始进行可行性研究。 就中国和南方共同市场的双边贸易来看，1992年中国和南方共同市场双边贸易??额10.56亿美元，到2010年双边贸易总额为792.06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30.14%，其中中国和南方共同市场的贸易总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率从1992年的0.64%增长到2010年的2.76%，占南方共同市场贸易总额的比率从1992年的1.21%增长到2010年的15.34%。而农产品贸易在中南贸易中占据很大的份额，1992年中国和南方共同市场双边农产品贸易额3.39亿美元，占双边贸易总额的32%，到2010年双边农产品贸易总额为199.19亿美元，双边农产品贸易额平均年增长率比双边贸易总额平均年增长率高出8%，其中中国和南方共同市场的农产品贸易总额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和南方共同市场农产品贸易总额的比例分别保持在33.5%和50.5%左右，可见中南双边农产品贸易和双方农产品总贸易同步增长，中南农产品贸易在双方农产品总贸易中的地位基本保持不变。中国和南方共同市场同为发展中国家，农业是贸易的一大重点。拉美（包含南方共同市场在内）极具优越的农产品发展条件，被誉为21世纪世界粮仓，也是中国农产品的重要贸易伙伴，同时南方共同市场也是中国农产品的开拓市场、实现出口多元化战略的重要区域。但南方共同市场的成立也使市场内的贸易代替了市场外的贸易，对中国的出口造成威胁，同时南方共同市场对第三方市场的出口有部分会被中国所代替，对其造成一定的影响。 　　从现有文献看，直接对中南双方贸易影响因素的分析很少且不够深入，本文基于1992-2010年的中南农产品贸易的面板数据，描述中国和南方共同市场农产品贸易概况，运用引力模型分析影响中南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各种因素，并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一些建议。 　　文献回顾 　　最早将引力模型用于研究国际贸易的是Tinbergen（1962）和Pōyhōnen（1963），他们分别独立使用引力模型研究分析了双边贸易流量，并得出了相同的结果：两国双边贸易规模与他们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Linnemannn（1966）在引力模型里加入了人口变量，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规模还与人口有关，人口多少与贸易规模成正相关关系。Berstrand（1989）则更进一步，用人均收入替代了人口数量指标。在后续的贸易引力模型扩展中，研究者主要是依据自己研究的重点，按照影响贸易流量的主要因素设置不同的解释变量，来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大小，并对贸易潜力进行测算。张海森、谢杰（2011）基于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验证中国和非洲农产品贸易的决定因素，指出中国与非洲农产品贸易符合林德定律即贸易双方相似的需求与产品促进双边贸易，并且认为参加中非合作论坛有利于中国与非洲农产品贸易的扩大。阚大学、罗良文（2011）利用1996-200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文化差异对我国对外贸易流量的影响，结果发现文化差异与我国对外贸易流量成正相关关系，文化差异平方与我国对外贸易流量成负相关关系，文化差异与我国对外贸易流量成倒u型。李思齐、何海燕（2011）利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美国技术壁垒与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显著相关，美国技术壁垒的提高会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产生小幅抑制作用。付信明（2011）研究表明中国的贸易结构与贸易流量反相关，中国的贸易结构限制了中国贸易流量的扩大，也意味着是规模收益递增模型而非要素禀赋模型更适用于解释当前中国的贸易模式。王瑞、王丽萍（2012）运用引力模型研究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的主要因素，发现加入WTO和APEC对双边贸易有促进作用，而突发性金融危机对贸易流量存在负面影响。 　　对于中国和南方共同市场的双边贸易，国内外学者对此的研究很少。Welber和Nicolas Perrone（2007）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以及对外贸易管制的放松、中国加入WTO都促进了中国和南方共同市场的双边贸易，而南方共同市场和中国的经济一体化仍仅